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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18页）

通过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司马迁的历史思想，而且可以认识古代中国与希腊历史思想之异同。

（一）司马迁和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思想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而且能作出相对应比较的，主要在两个方面，即对天（或命运）人关系和古今历史之变的认识。

前者探讨影响和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是什么，究竟是人、神抑或其他什么东西。

后者则是对历史变化的过程及其特点作出分析。

司马迁叙史，尤其是夏、殷、周三代历史的变化时，常常提到天命的作用。

《史记·殷本纪》说：“有夏多罪”

，商汤伐夏桀是“行天之罚”

。

殷纣王荒**政，以至于众叛亲离，却仍以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

[99]然而天并不佑殷，其终被周所灭。

《周本纪》说，武王得天下后，“自夜不寐”

，谓:“我未定天保，何敢寐”

，“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

。

司马迁叙述三代历史，常提及天命的作用，其意是表现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

夏、殷、周之时，人们深信天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支配作用。

所以殷纣王在行将亡国之时，仍相信天的保佑。

但是，也有人意识到天命与人自身的行为有关。

在这一方面，周人的认识尤为深刻。

《尚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10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101]。

在周人看来，君王欲得天命，须慎修己德，赢得民心。

天命是从民心中反映出来的。

所以周武王得天下后，仍为如何惩治恶人，安定西土，施德于四方之事而焦虑不安。

司马迁叙史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天命观，同时又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认识。

《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夏之所以亡，乃“夏桀**骄”

；殷之所以灭，乃“帝辛湛湎”

；周之所以兴，乃“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

，概不涉及天命。

在司马迁看来，三代之兴亡完全取决于帝王是否行善政，得民心，所谓“天命”

实际上就是民心。

在考察王朝更替之类重大事件时，司马迁都是立足于人事作出分析，肯定支配历史发展的是人类自身而非天命和神意。

不过，司马迁还没有否定天命鬼神的存在。

在分析某些具体事情时，他还提到这一类东西的影响。

《史记·韩世家》说，韩传国十余世，是积“阴德”

的结果。

《田敬仲完世家》述田氏专齐政之经过，以为是“事势之渐然”

，而《赞语》又说:“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