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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3页）

[13]之类的感叹。

天命是否有不变的可能？这就是周武王灭殷后苦苦思考的问题：周人是否能“定天保”

？对于天命变与不变的问题，上引《商书》已经表现出两种不同认识。

殷纣王所谓“我生不有命在天”

，认为天命是不变的。

这是一种迷信的自信。

祖伊则指出，“惟王**戏用自绝，故天弃我”

。

祖伊认为，纣王的行为将引起天命的变化。

祖伊的思想，已有了人文的因素。

这种人文因素，在周人那里有了大大的发展。

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周人明确意识到天命之得失最终取决于人的行为。

周人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

[14]周文王明德慎罚，不欺侮鳏寡，任用当用之人，尊敬当敬之人，威慑当威慑之人，彰显德行于民。

他缔造华夏地区，与几个友邦共同治理西方之地。

周文王的行为被上帝知道了，上帝很高兴，“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15]。

周文王之所以能得天命，是由于他的明德行为被上帝知道而且得到上帝的赞赏，他的行为是源于他自己的意志而非天的意志。

这点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

根据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周人所深信的天命背后起作用的实际上是人，天与人联系的起点在人而不是在天，天命之得失最终取决人的行为。

二、周人的人文思想是出于对历史宏观的思考，而不像祖伊那样出于对某一事件的思考。

周人指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16]，皇天并非辅佑某位明德之王，而是辅佑所有的明德之王。

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17]，“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

[18]天是否授王权给人间的君王，要看君王是否有德，而君王是否有德均须从民心中反映出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

由此可见，蕴含在周人天命说中的人文思想已具有普遍性的意思。

对周人天命说所蕴含的人文思想作出分析，是很重要的。

如果周人的天命说完全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如果他们所得出的历史异中之“同”

——天命完全充斥迷信的内容，那么他们的历史认同思想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了。

上引周人对天命与君王、民之间关系的认识，似乎已经解决了周武王所谓“定天保”

的问题。

君王只要选择明德的行为，就能得民心从而得到天命。

这点，在《尚书》之《酒诰》、《召诰》等篇列述夏、殷诸贤王明君的事迹中也屡屡提及。

可是，另一方面《周书》又表述了对周未来之命运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