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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4页）

（见上引（《召诰》、《君奭》等篇文字）因为周人意识到，历史上也有荒**政的君王，君王也有可能选择弃德而行暴政的行为。

他们指出：殷纣王压迫人民，招致人民怨恨，“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

[19]上天将丧亡的苦果降给殷，并不是不喜欢殷，而是殷人**乐的缘故。

天并不暴虐，是殷人自己招来的罪过。

夏代的情况也是如此。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

[20]夏之祖先，得到天的抚顺和慈保。

可是夏桀却大肆**乐，不肯恤问百姓，不循天之道，所以“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

。

[21]周人此类说法后面蕴含了相当深刻的思想，涉及两个重要的问题，用现代历史理论的话语来说，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问题。

君王的行为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他们的选择源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非受某种客观必然性的支配，所以无论他们选择善行抑或恶行，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另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历史变化的关系问题。

君王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的自由使他们有自由选择自己行为的可能。

他们可以选择理性的行为，如夏、殷之诸贤王；他们也可以选择非理性的行为，如桀、纣之类所为。

所以，在周人看来，周之未来命运是难以确定的。

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人深信天命，然而他们分析政权更替的原因，最终还是归于人的行为而非天意；据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周人认识到把握天命的途径，却还要反反复复地强调这点，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周代君王（及诸侯王）并非没有重蹈夏桀、殷纣覆辙的可能。

在《周书》中，我们看不出周人有永“定天保”

的自信，也看不出以政权更迭为主线的历史变化将在周代终结的思想。

在周人看来，过去是变化的、现在和未来也完全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殷周之际，是中国古代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

在思想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周人历史观念的形成。

这种历史观念，不是表现为某些零散的历史思想，而是表现为一种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思维形式。

这种思维形式，已具有宏观思考的意思，其中贯穿的就是对历史的认同：不断变易的历史中有相对不变的“同”

天命，天命使历史的连续性成为可能；相对不变的“同”

——天命，最终要落实在人的行为之上，落实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从而使历史的变易成为可能。

深藏于迷信外衣之中的历史之“同”

的本质属性实际上是人的自由意志。

以上对周人历史认同观念的讨论，是对《周书》文本文意和文字后面所蕴含意思的思考，也可以说是对周人历史思维的建构。

这种建构是把周人思想置于《周书》文本和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特点之下作出的思考。

尽管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在不断地丰富，然而其建立在人文基础之上从异中见同以及从变化中把握相对不变真理的思维特点，已经滥觞于周人的历史思维之中。

这种历史思维特点与古希腊人从逻辑中把握真理的思维特点[22]，是有重大区别的。

二、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

说

司马迁《史记》叙史，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太初年间，所涉及的史料极为广博。

班固对此颇为赞誉，称“其涉猎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斯以勤矣”

。

[23]司马迁引录史料，有自己的考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