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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2（第11页）

《汉书》十志之框架大体亦自损益《史记》八书而来，不过分篇区划更为规整，内容也更为繁富；不仅与《史记》相似具有通史精神，而且其苦心孤诣甚至有过于《史记》者。

本为断代史书，而竟有如此之通史精神，实在值得深入研究。

不过，《汉书》十志，所述大抵皆专家之学，限于主客观条件，本书不能具体展开讨论。

请先录陈《太史公自序》中之八书序，作一番大体的探讨，然后再就《汉书》十志为何以《律历志》居首以及其中的通史精神作进一步的探讨与说明。

以上列之各序对读各该篇之文，可知序与文之要旨一致。

因此，我们不妨就此来对《史记》之书与《汉书》之志作一番概略的比较。

第一，以上《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各篇之序，皆有贯通古今之通史精神，凡上文有下划线处皆为具体之表现。

《史记》志在通史，因此不足为异；而《汉书》属断代史，如此畅叙通史精神，自是不凡。

第二，前贤早已注意到《汉书》十志与《史记》八书间的因袭关系，如赵翼云：“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

《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

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

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

[151]赵翼之说，确有所见。

不过，如果稍作仔细分析，便可看出，《汉书》并非简单地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实还包括对《史记》原有的一些有关各《书》作了很重要的调整或重组。

例如，《平准书》仅论及工商业与货币、财政等，而《食货志》则兼田制、租税与农民、农业而论之。

《汉书》此志为中国古代史书中的社会经济通史奠定了初基，至唐代杜佑修《通典》，《食货典》乃居诸典之首。

《刑法志》并非完全是《汉书》所新加，其实《史记·律书》中已于兵、刑略有涉及，一带而过。

但是，《汉书·刑法志》也确实为中国古代兵制史与刑法史的通史化开了先河。

《史记》无《地理书》，然《夏本纪》引《禹贡》，《货殖列传》备言各地区之地理、物产、世风、民俗，皆宝贵历史地理资料。

《汉书》立《地理志》，历引《尚书·禹贡》、《周礼·夏官·职方氏》之文，综述三代地理历史，然后述东周以下秦汉之统一，备列以汉平帝时为准之各郡国、县邑、道、侯国之分布与数目，国土大致面积、可垦与不可垦田地面积，以及民人户数、口数。

最后又按十二次分野，分别论述其历史沿革，物产民风等。

故此志既为自古至汉的内容丰富之历史地理通史，也为中国通史之作奠定了统一的地理学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乃据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父子在校雠宫廷藏书基础上所作之《七略》而修成，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分类，备述各家著述之书名、篇卷之数，或亦简注作者。

每类著述之后，又简述各类学术之历史源流，立诸子出于王官之说。

所以《汉书·艺文志》实际是当时的一部学术通史，又为后世治学术史、目录学、校雠学之滥觞。

所以，如果说《汉书》十志沿袭了《史记》八书，那么所沿袭的是《史记》的通史精神；如果说它还有所创新，那么其所创新也在其通史精神。

第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八书，以《礼》、《乐》、《律》、《历》居首，盖因礼、乐为立国之本，而律、历次之。

《汉书》则合《律》、《历》为一《志》以居首，而合《礼》、《乐》为一《志》以次之。

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必须解答的问题：一则，律与历二志为何可以合而为一？也就是其立论根据是怎样形成的？再则，律历为何竟可以先于礼乐？也就是其在历史观上的价值是什么？

关于问题一。

如果就今人所知而言，律与历并无内在之关系。

因为律所涉及的是律管长短与音阶高低关系的音乐方面的问题，而历所涉及的是地与日月星辰关系的天文方面的问题。

二者本身并不相干。

不过，在先秦（至少是东周）时期，随着阴阳五行以及《易》数等思潮的兴起，逐渐产生了一切现象之间皆有内在相关性的学说。

《国语·周语下》记周景王于二十三年（前522年）“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

事，伶州鸠以六律（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间（即六吕：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为对[152]。

按六律为阳，依次与十一月、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相应，六吕为阴，依次与十二月、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十月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