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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2（第12页）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云：“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

[153]《吕氏春秋》“十二纪”

、《礼记·月令》以及《淮南子·时则训》叙每月篇首之文，皆以十二律（吕）与十二月相对应。

这样就得出律（12）与历月（12）在数字上的相对应的关系，不过还没有进一步与历法的资料挂上钩。

据《汉书·律历志》记，汉武帝太初七年，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建言改历，得到批准，已经作出初步成果时又出现了“不能为算”

[154]的问题。

于是，又选邓平、唐都、落下闳等多人造历，“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

其法以律起历。

曰：‘律容一龠，积八十一寸则一日之分也。

（孟康注：‘黄钟律长九寸，围九分，以围乘长，得积八十一寸也。

’）……律，法也。

莫不取法焉。

’与邓平所治同。

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闳、平法。

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

[155]这就被认为是太初历的所谓八十一分历的律的根据。

[156]律与历终于在资料上挂上了钩。

在此基础上，“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

[157]这也就成了《汉书·律历志》能够合篇的所谓内在的根据。

当然，这一套见解中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不过它反映了刘向、刘歆企图在理论上追求一个作为起点的大“壹”

努力，正如他们在历法上追求一个“太极上元”

一样。

一切的发展皆始于壹，因此壹的发展自然也就是统一的发展。

具体说来，班固于此志之序中首先说：“《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

[158]这说明班固相当深刻地认识到，从春秋战国的分裂到秦的统一，“乃同律度量衡”

确实是一件大事，当然也是汉皇朝大一统的头等大事。

按律本为声律，此志则由律引申至数，由数而引申至声、至度、至量、至衡。

其间又参以《易》数阴阳，附会殊多，神秘色彩甚浓。

不过，其目的在于“修明旧典，同律，审度，嘉量，平衡，正准，直绳，立于五则，备数和声，以利兆民，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

。

[159]这说明班固把律的统一设定为度量衡统一的依据，其大一统意识比司马迁更为鲜明。

以下再就此作一些具体的历史说明。

如果说律度量衡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那么历的统一就是作为统一国家的汉代的历史合法性的必要条件，或者说确定汉朝在连续的中国传统之流中的重要地位的问题。

班固在此志历的部分的序里，首先引据《尚书》略言五帝、三王皆有历法，“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

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上黑”

[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