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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4（第6页）

与传统上认为阿瑞特是指一些人天生就拥有的优点的观点不同，智者提出阿瑞特是可以传授的，它既包括了普通的技艺，也包括管理城邦的才德。

这是对传统的贵族社会和门第观点的否定，代表了社会的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智者赋予了阿瑞特更广泛的含义，从人的自然本性和天然功能转向人的社会本性，预示着希腊哲学重心由“天”

向“人”

的转变。

第三，在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上，智者开始对传统上神创造世界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怀疑和否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普罗泰戈拉的疑神论，以及普罗狄科和克里底亚提出的人创造神而不是神创造人的思想。

普罗泰戈拉认为，人无法知道神是否存在，如何存在，神的问题永远处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范围之外。

智者关于神的看法反映出传统的神人观念已经陷入危机，这为以人为中心的哲学的产生创造了理论前提。

第四，与语言、宗教问题相比，智者学派最为关注的还是社会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邦内部矛盾和斗争的加剧，邦际战争的频仍，生活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强烈地感到传统的习惯、道德、风俗和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新的需要，人们寻求正义、秩序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呼声越来越高，人的本性是什么，到底有没有一个为人们所遵循的普遍的社会和道德法则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就是著名的physis（本性，自然）还是nomos（法律，习俗）哪一个应占据主导的问题。

智者学派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82—前411年）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201]首先，这一命题标志着人类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它向世人告知，人是整个自然和世界的中心，一切社会历史活动都是围绕着人的需要、体验和利益而展开的。

虽然哲学家在普氏所言的人是“抽象的、普遍的人”

还是“作为个体的、独立的人”

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把人本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从前的以自然中心或以神为中心的哲学观念的全面否定。

我们也要看到，在使人得以解放的同时，这一命题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因为在人的审判席前面，从前所有的确定性、规定性乃至善恶的标准都失去了意义，这就必然导致哲学上的怀疑主义、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

这种倾向在高尔吉亚的三个命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第三，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

[202]真理的标准消失了，这不仅是对巴门尼德的存在论的否定，也摧毁了苏格拉底以前所有的自然哲学家关于世界的本原的概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怀疑论对本体论哲学的第一次致命打击。

那么，我们对智者学派该如何评价呢？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充分肯定智者学派在把哲学研究的对象从天上转移到人间的功绩，肯定它在打破人们守旧的传统观念中的作用，但是要看到，这种只破不立的哲学毕竟并不能维持长久，在动摇了旧的思想体系的同时也窒息了自身的发展，这是智者学派最致命的弱点。

更重要的是，智者学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其相对主义的倾向反而加速了城邦法律和道德规范的瓦解，助长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了破坏城邦民主制的蛊惑家的出现，加速了城邦制度的衰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智者学派的反对者和城邦政体的拯救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试图用人类的理性重新找到并建立起真假、美丑和善恶的界限和标准，另一方面，则通过现行政体的研究寻求理想城邦的模式，重建社会秩序。

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城邦政体的衰亡已经成为必然的命运。

在这以后，智者学派所提倡的怀疑主义、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经过犬儒学派和居勒尼学派，到晚期希腊和罗马时期的人生和宗教哲学中又卷土重来。

希腊哲学因而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再到否定的一个曲折的发展路径，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也因此而不断走向深入。

从中可以看出智者学派在希腊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希腊古典时期逻辑理性的发展

1.苏格拉底

在希腊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前399年）上承智者学派，把哲学研究定位在人和社会问题，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同时，又坚决反对智者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倡导理性。

其弟子柏拉图和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正是沿着他开创的道路构筑起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从而把希腊哲学推向顶峰。

从此，他所开创的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

因此，苏格拉底既是推动古希腊哲学从早期的自然哲学向后期的人本主义哲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逻辑理性得到发展和完善并开始确立其主导地位的开先河者。

但是，由于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作”

，他的形象和思想完全是通过他的弟子（主要是柏拉图）和再传弟子的记录，因此，增加了准确表述其哲学观点的难度。

苏格拉底之所以如此关注人的道德问题，以至于把希腊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自然完全转向人，并非偶然，这与其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密不可分。

苏格拉底生逢雅典城邦的黄金时代，即“伯利克里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