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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古代中国与西方历史理论概论05（第7页）

对于这样一个最为普遍、外延最广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哲学中只有“有”

可以与之匹配，所以把它译成“有”

。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于在《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把sein和being译为“存在”

，于是“存在”

成为了这个词的约定俗成的译法。

但是，不论是“有”

还是“存在”

，都没有能够反映出希腊原文on的本质含义，从陈康先生开始，包括吴寿彭、王太庆、汪子嵩、赵敦华等学者都对这个词的译法提出过质疑。

1944年，陈康在译注《巴曼尼得斯篇》的过程中，提出estin（即英文中的itis）比中文里外延最广的“有”

要大，而且翻译起来文理不通，“存在”

虽然文意通了，但在外延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所以对这样一个不能在中文里找到恰当的对应词的情况下，为了使其含义尽量小的走样，只能采取生硬的直译，即译为“是”

。

[209]但是，陈康的译法并没有在哲学界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推广。

1993年，《学人》发表了王太庆先生的文章《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

》，他试图从东西方语言和思想的差异来说明这个问题。

他指出，西方哲学中所言的“是”

（希腊文einai，英文tobe）一直是作为联系主语和谓语的系动词，用来表示一个判断的系动词受到重视，一直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正表明了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

在中国的古汉语中，本来没有专门的系动词，只是到西汉和东汉之交借用代词“是”

（意思是“这”

）当作系动词，但在使用中远没有西方语言语言中那样广泛，这表明判断并不在中国哲学和语言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认为，西方的tobe包含了汉语中“是”

、“有”

和“在”

的三个意思，这三合一的意思就体现在being当中，其中作为系动词的“是”

的含义体现了这个词的本质特征，而这一含义是在中文的“有”

和“在”

当中所没有的，这正是中国人难于理解西方哲学中的“being”

的根本原因。

[210]

1999年，汪子嵩和王太庆在《关于“存在”

和“是”

》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多年来，“存在”

往往与“意识”

相对应，成为物质和精神的代名词，显然，西方哲学中的“是”

不仅包括了物质的存在，也包括了抽象的存在，后者还成为更高层次的“是”

。

再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