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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13页）

为什么要三世异词呢？何休对此作了富有创见的回答，即“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高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

。

这一回答所根据的是儒家所传之礼，而儒家的礼是与儒家的核心思想——仁相表里的。

[64]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爱，亦即把人当作人来爱的人类之爱。

但是，这种爱不能是墨子所说的那样无差别的兼爱，因为不符合人情之常，亦即人性的自然（nature）。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具有社会性的人出现，这里实际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人。

第二，他必须建立起个人与所参与的社会的关系，而他自己正是这种参与的起点。

因此，当个人人格建立起来，个人知道自尊和自爱的时候，他必须立即把这种自尊和自爱向外逐步拓展，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65]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6]的伦理原则：这个原则的起点是己，而其终点是人；把自己同样也把别人都当作人来亲爱、来尊重，这就是仁，儒家的仁。

惟其这种爱必须是循序渐进，由近及远，从内向外地逐步推展的，所以，对于父母、祖父母、高曾祖父母之丧服乃有等差。

以上概述了历史理性在中国古代的产生过程，说明了历史理性在产生过程中与道德理性及自然理性的相互关系。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学和哲学都相当发达的古希腊还不曾发生过。

在古代西方，历史不曾被作为理性来思考，这在弁言里已有略说。

在古代希腊，是逻辑理性而不是历史理性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相应地是逻辑理性在与自然理性、道德理性的相互关系中的发展。

在西方，历史之被真正地当作理性来思考，那是从意大利学者维柯（G.Vico，1668—1744）所著的《新科学》开始的，到了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的《逻辑学》和《小逻辑》里，逻辑或理性本身也都变成历史的了。

这样的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的历史理性产生过程中所不曾出现的。

二、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与古代印度、古代希腊的比较思考

自先秦以至于清末，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而史学[67]在其中占有尤其特殊的重要地位。

这种情况的直观表现是，中国历史学著作的连绵不断与浩博精详，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少有；而其原因，则与古代中国人所特有的思考问题的路数与倾向有关。

至于前者，以往的学者已早有论述，例如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学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又说：“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

[68]

（一）史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分合中所显现的特点

大体说来，人类的学术的发展总是经历着由混沌而分明、由简单而复杂、由粗浅而精深的过程的。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学术经历着不断的分化，在分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不断在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庄子·天下》是一篇论述先秦时期各个学术流派的著作。

它认为，上古只有一种无所不包的作为“一”

的道术，随着人类社会里各种分歧和矛盾的发展，不同的人从统一的道术中各取所需的一偏，以形成自己的方术；于是诸子百家产生，“道术将为天下裂”

[69]。

按《天下》篇指出先秦学术的发生乃是由一而多的分化过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卓越的见解，只是此篇作者基于道家所特有的价值取向，把这样的发展过程视为一种倒退与悲剧了。

世界文明古国的文化最初大抵都从无所不包的宗教神话里逐渐分化而来，而史学又是在文化发展中逐渐分化出来的。

当然，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各文明古国的发展情况又各有特点。

例如，在古代印度，雅利安人的最初文化渊源都出于“吠陀”

（Veda，按veda来自词根vid，它的意思是“知识”

、“求知”

、“学问”

），而四《吠陀》（Rigveda，Samaveda，Yajurveda，Atharvaveda）以及由此演生而又附属于此的梵书（Brahmanas）、森林书（Aranyakas）、奥义书（Upanishads）等以所谓得自“天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