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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14页）

（Sruti）的宗教经典的形式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各方面的知识。

由“吠陀”

文献又发展出六个“吠陀分”

（Vedangas），它们虽然不再源于“天启”

而系来自“传承”

（Smriti），但在内容上仍然是解说“吠陀”

的。

它们按内容分别是式叉论（Siksha，phoics）、劫波论（Kalpa，ritual）、毗耶羯罗那论（Vyakarana，grammer）、尼录多论（ymology）、阐陀论（das，metrics）、竖底沙论（Jyotisha，astronomy），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礼仪轨则之学及天文历数之学，颇与中国经学之若干部分内容相吻合，而独无史学的部分。

[70]当然，在“吠陀”

文献中也有关于古代传说与故事之类的内容，继“吠陀”

文献之后还有包括了更多“故事和传说”

（itihasa＆purana）的“史诗”

，[71]成书更晚（约四世纪）的《往世书》（Puranas）则包括了更多的历史传说。

[72]不过，不论是“史诗”

还是“往世书”

，都充满神话，并且人神难分，所以仍然不能算为历史典籍。

据玄奘（600—664）所记印度佛教学术传统中的“五明大论”

里也没有历史学的部分。

[73]

又例如，在古代希腊，最早的传统的文献就是神话与历史不分的荷马史诗（Homeris），即《伊里亚特》（Iliad，约产生于公元前9世纪）和《奥德赛》（Odyssey，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前期）。

[74]随后，农民诗人赫西俄德撰写了《工作与时日》和《神谱》，如果说后者的内容是神话，那么前者的主要内容却是写当时的现实生活的，而且其中也有了对于历史进程的见解（以为一代不如一代），不过历史的变化是与神意相关的。

[75]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化开始突飞猛进，不仅哲学家、诗人人才辈出，而且也开始了历史学的萌芽。

当时出现了一批“叙事家”

（logographers），其中最著名的当推米利都的赫卡泰乌斯（Heiletus，约公元前540—前476）。

他曾经写有《大地周游记》（Periegesis）和《谱系志》（Genealogies），前者记载当时希腊人的确实地理知识，后者则记载本邦重要人物的世系，从而涉及历史的具体时间与空间框架的建构。

赫氏在其《谱系志》的开端曾对希腊的传说表示了批判的态度，说：“我之所记，为我所信其为真者。”

对于其所不信者，则不予记载。

[76]在这样的发展基础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先后写出了他们的名著《历史》（History）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ofthePeloponnesianWar），前者的《历史》的主题是希腊波斯战争，但是其书的前一半叙述波斯帝国的扩张与帝国中若干地区、民族的风俗人情，体例属于通史；后者则专门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因修氏去世而未能写完整个战争）的政治与军事过程，可视为断代的当代史。

前者在西方被誉为“历史之父”

，而后者对于西方史学实际发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总之，这两位史家的出现，可以毫无疑义地表示古代希腊的史学已经从其他学术中分离出来。

《尚书》中最先出现的部分是商后期的《盘庚》诸篇及周初诸诰，本为当时的政治文献。

不过，它们每篇都有一个论述的主题，有了确实的时空里的确实人事的记录。

虽然，它们还没有连接成系统的历史著作，但是它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记事本末体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清人章学诚（1738—1801）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

非深知古今之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

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

[78]他把“书教”

说成“圆而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