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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6页）

[38]第二，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

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

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已有二十五孙。

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随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39]这就是说，人口增多，财富相应地不足，从而引起争斗。

韩非所举的第一条理由，即智的增加引起德的减退，这是与道家见解一致的；而其所举的第二条理由，即以人多财少导致从竞于道德转变为争于气力的原因，这却是道家所不曾提到的。

认为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一致的时代已成过去，这是韩非与道家相同的地方；不过他认为历史不可能倒退，则是他与道家最大的不同之处。

历史既然不能倒转，时代变了，情况变了，那么该怎么办？《南面》篇云：“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

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

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

[40]时代已非竞于道德的古代，就必须改变古代的办法，如果还是走顺从民心的老路，那么就会促成奸邪横行。

因为人民奋其私智而实际愚蠢，从而不明白自己奋其私智就是在作乱，所以知道治国之道的明君虽然违背民心也能做好自己的统治。

这样就直接地提出了与天命人心说相对立的统治理论。

这种理论的实质就是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彻底背离。

当然，法家与道家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又有很大的不同，道家主张归真反朴，回到上古时代；而法家则主张向前看，正如《五蠹》篇所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41]所以，在法家看来，历史理性虽然与道德理性背离，但历史理性还是必须服从的。

3.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的比附

上文已经说到，到了战国时期，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背离已成事实。

韩非虽然对“竞于道德”

、“逐于智谋”

、“争于气力”

的历史三段说作了论证，但是他的论证还不足以表示出历史理性所应具有的必然性。

稍后于孟子、商鞅的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42]《终始》言五德终始之说，原书已佚，大意可见《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其文云：“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

黄帝曰：‘土气胜。

’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

禹曰：‘木气胜。

’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

汤曰：‘金气胜。

’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气胜。

’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