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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第10页）

守之存也，民欲存也。

故吏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

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

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故其民之于其上也，接敌而喜，进而不能止，敌人必骇，战由此胜也。

夫民之于其上也，接敌而惧，退必走去，战由此败也。

故夫灾与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

呜呼，戒之戒之。

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

呜呼，戒之戒之。

行之善也，萃以为福已矣。

行之恶也，萃以为灾已矣。

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

被天之灾，则亦无怨天矣，行自为取之也。

知善而弗行，谓之不明；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

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

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51]

贾谊从秦亡的历史中总结出的结论是，民为国家及君主之本、之命、之功、之力，与民为敌，迟早必亡。

这样的论述与《尚书》里的天命人心说道理相通，而论证则更为明确透彻。

不过，贾谊在强调道德理性的同时，也没有放弃五德终始的说法。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

[52]从形式上看，建汉之土德是为了克秦之水德，所循仍然是后者战胜前者的逻辑，但从实质来看，如前所述，土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

，以此取代秦之“刚毅戾深、刻削毋仁恩和义”

的水德，也正是当时历史的需要。

《新书·时变》篇云：“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

行之三岁，秦俗日败。

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矣。

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讯语。

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

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储（储一作伦）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

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曰功成而败义耳。

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兼并之法，遂进取之业，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不知守成之数、得之之术也。

悲夫！”

[53]所以，贾谊提出以土德代替秦之水德，不仅符合以土克水的五行相胜规则，而且也是与他反对秦之暴戾刻薄（水德）的思想相符合的。

贾谊继承并发展了西周天命人心说的传统，重视道德理性的建立，同时又努力使这种道德理性和五行相胜说的历史理性尽可能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