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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4（第2页）

注：“……统，犹经也，……以为治民之经纪。”

[280]《说文解字》“经，织从（纵）丝也。”

段注：“织之从（纵）丝谓之经。

必先有经而后有纬。”

[281]

虽然以上两种观点有分道扬镳、独立发展的趋势，但自觉到两者辩证关系的也大有人在。

如西晋人陈寿著《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以蜀、吴为僭伪，是站在西晋官方立场上看待历史正统观的典型例证，他的做法既体现了空间的兼综，即以魏晋统一天下，又体现了历时性的承接，即魏承东汉、晋承曹魏的正统意识。

东晋人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表扬蜀汉以复兴汉室为职志的功业，这是站在东晋政权的立场上，为东晋北伐，“光复”

旧物，统一全国服务的，这种正统观同样既有纵向的承接关系，也有横向的兼综关系。

唐人皇甫湜云：“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

[282]“一统”

与“所授”

相通，表明有纵向的授受关系，但同时却又是横向的统一的根据。

诚然，由于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历史正统观念，在唐以前，更重视纵向的承接关系；宋以后，更倾向于兼综关系，但从理论上说，两者是无法割裂的。

如此看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正统”

概念说的是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它既指这个权力在空间里的兼综，又指在时间上的延续，前者体现了统一性，后者体现了连续性，两者结合构成了这个概念不可动摇的基本内涵。

（三）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依古人的理解，五德终始说必属于历史正统观的范畴。

班固《典引》所谓“膺当天下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

。

李贤等注：“正统谓汉承周，为火德。”

这说明，汉唐学者们相信，禅让式的政权授受（克让）及五德运转（归运，火德，这些都是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就在“正统”

概念的外延之中。

可是，为什么至今还会有人把五德终始说排斥在历史正统观之外呢？我们知道，五德终始说更强调王朝统治纵向的连续性，而以往有关“正统”

概念的定义中，恰恰缺少纵向的连续性这一面。

如果以为前者只有纵向连续性的意义，而后者只有横向的统一性的意义，当然不会把两者看作兼容的了。

现在好了，我们知道，除了横向的兼综之义，“正统”

概念原本就有纵向的承接之义，这样一来，强调纵向连续性的五德终始说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归于正统观的范畴了。

在古代中国，历史正统观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呢？作为历史正统思想，五德终始说又是何时兴起的呢？揆情度理，思考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问题，肯定要早于“正统”

概念的提出。

它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已经存在着某种程度上代表国家统一的政权，同时还存在着政权的承继或更替，统一和正当的更迭，前者是横向的，后者是纵向的，两者的结合，就是王朝合法性的根据。

对这种合法性及其根据进行自觉的反省，就应属于历史正统观的范畴。

殷纣王有一句名言：“我生不有命在天！”

[283]这表明，在部分商朝最高统治者的心目中，王朝统治权的合法根据来自上天，尽管他们的统治权在空间上有对诸侯发号施令的权威，在时间上有在王室内部继承的连续性，但对天和上帝的迷信，妨碍了对王权合法性以及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关系进行理性的思考，因此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形成了自觉的历史正统观。

周人推翻商朝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周武王和周公兄弟二人对殷周嬗递的历史变局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认为，作为天下共主的最高政治权力，虽然得自天命，但统治者若不能敬德保民，就会失去民心，上天也会根据民心的向背，把最高统治权从旧王朝那里收回来，转交给新王朝的统治者。

得天命的统治者享有天下共主的最高权力。

这样，周初统治者就在天命论的基础上，对天下共主的更迭，也就是对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作出了理性的回答，他们的解说理应属于历史正统观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