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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专论04（第11页）

的意思。

《春秋》把“一”

叫作“元”

，就是表示要强调开始（即“大始”

），而且要端正根本。

《春秋》追寻到深处，发现所谓本应从贵者开始，人君最贵，人君正心才是为政的根本。

人君正心，朝廷、百官、万民、四方才能由近及远相因而正。

远近都统一于正，天人才能和谐，万方才能来朝，福瑞才能来全，王道的理想才能达成。

可见，在董仲舒看来，《春秋》把“一”

叫做“元”

，是为了使君主能够“大始”

而“正本”

，而所谓“正本”

就是“正心”

。

[328]

这一基本思路，在《春秋繁露·玉英》篇中也有较为充分的论述。

该篇认为，《春秋》之道就是用“元”

的深远来正天时的开始（“春”

），用天时的开始来正“王”

政的开始（“正月”

），用王政的开始来正诸侯的“即位”

，用诸侯的即位来正境内的治理。

这就是公羊家所谓的“五始”

。

在董仲舒看来，《春秋》重元，最终应该落脚在国君的即位上，所以，他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就用《春秋》有关即位的几则史实和相关的书法予以说明。

其一，隐公三年，《春秋》书：“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缪公。”

《公羊传》曰：“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

此当时，何危尔？”

随后，《公羊传》就叙说了故事原委：原来，宋宣公临终时传位给弟弟缪公，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

缪公临终时则把君位传给与夷，而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冯。

后来，冯杀害与夷自立。

公羊家认为《春秋》善让，但对于这段公案，《公羊传》则从实际效果的角度，提出了批评：“故君子大居正。

宋之祸，宣公为之也。”

所谓“君子大居正”

，疏云：“君子之人，大其適子居正，不劳违礼而让庶也。”

[329]宋宣公没有做到，才引起后来的祸乱，因而难辞其咎。

董仲舒也认为，这是“非其位而即之，虽受之先君，《春秋》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