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专论04（第12页）

的典型事例，所以，宋宣、缪的所为是违背《春秋》之法的。

[330]

其二，襄公二十九年，《春秋》曰：“吴子使札来聘。”

据《公羊传》所记，季札同母兄弟四人，谒、余祭、夷昧和季札。

季札贤。

三个哥哥为了最终能让季札即位，便约定兄终弟及。

谒死后，余祭立。

这年余祭卒，不料，长庶兄僚自立为王，结果被谒之长子公子光（阖庐）派刺客专诸杀死。

[331]这个故事正说明僚“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

。

不过，董仲舒认为，如果能够“行善得众”

，那么《春秋》并不危之。

其三，隐公四年，《春秋》书：“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公羊传》曰：“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其称人何？众立之之辞也。

然则孰立之？石碏立之也。

石碏立之，则其称人何？众之所欲立也。

众虽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332]董仲舒指出：同是“不宜立”

，宋缪公受之先君而危，卫宣公弗受先君而不危，这说明“得众心之为大安”

。

齐桓公和鲁桓公的故事也是如此。

两人即位皆非以其道，但齐桓公能够知恐惧而忧其忧，所以才能立功名而霸诸侯；鲁桓公则忘其忧而祸及于身。

结论：“凡人有忧而不知忧者凶，有忧而深忧之者吉。”

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谓《春秋》重元，是有具体的历史依据的。

[333]

把“一”

理解为“万物之所从始”

，除了强调以“德教”

为本以外，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

是对经验事实进行抽象的结果，它舍弃了杂多的经验内容，所以才可表示“万物之所从始”

；同时“一”

既然是“万物之所从始”

，那就是说它不止一个，可以是多个，说天地之始为“一”

可以，说某物之始为“一”

，同样可以，这样，“一”

就成了“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