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专论04（第13页）

如果把“一”

换成“元”

，也就是说天地之始可以叫作“元”

，万物之始同样可以叫做“元”

。

“一”

或“元”

本身就包含着一与多的矛盾，矛盾运动就构成了事物的发展过程，或者说“元”

本身的内在矛盾，就构成了历史的无限发展过程。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书“元年”

者十二，乃鲁国十二公即位始年的标记，所谓“元”

就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和前一历史阶段终结的标志，《春秋》重元，既是对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视，又是对历史无限发展可能的重视。

历史上无数的阶段性发展造成其无限发展的可能，或者说，无限的历史发展就存在于无数的历史阶段（“断”

）的无限相连（“续”

）之中。

（二）《春秋》“大一统”

与“通三统”

[338]——关于历史的复与往

以上分析了董重舒对《春秋》隐公元年之“元”

所作的解说，揭示出其中包含着的断与续相统一的历史观念，下面来看看他在“王正月”

的解说中又有怎样的历史思想。

其文具见《三代改制质文》，篇幅较长，恕不备引，请逐层择要解释：

与《左传》、《穀梁》不同，《公羊传》提出“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

董仲舒紧紧抓住这一条，由文王引申为一般的“王者”

，即受命而王者，从而对《春秋》“王正月”

作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解释：既然“王正月”

的“王”

指的是文王，而文王又是西周受命称王的第一人，那就是强调“王者必受命而后王”

，这样，《公羊传》的“大一统”

，就必然成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

，就成为“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

正因为王者受命，易姓而王，所以要“制此月以应变”

，要“作科以奉天地”

[339]。

这就从形式到内容都注入了一个新的精神：王者受命改制！

有了这个精神，隐公元年的“王正月”

和《公羊传》的“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