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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启蒙对学术的重塑 从整理国故说起（第6页）

相对于我们活泼泼的古代文化传统，尤其是相对于传统文化在之后的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和深层的精神价值，完全是个贬义词。

在窄化的基础上，胡适在1926年10月的《国学门月刊》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应该了解两点，第一，国学是条死路，治国故只是整理往史陈迹，切莫以为这中间有无限瑰宝！

第二，这种死路，要从生路走起。

那不能在生路上走的人决不能来走，也不配来走！”

“生路就是一切科学、尤其是科学的方法。”

[13]不得不说，论辩激昂、席卷全社会的“整理国故”

运动对现代的传统文化研究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此：一方面，传统文化被窄化为过去的知识，与精神价值、意识形态全然无关；另一方面，胡适对“完全科学”

的研究方法的崇拜，促使之后的学术界在处理这些“纯粹的知识”

时越来越多地选取了对古代文化进行专门化、系统化重建的治学路径。

越来越多的类似之前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体系的“科学的”

学术大厦被分别在各个学科领域建立起来，这其中就包括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同样是1934年出版的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尤其后两者在当今学界依然是毫无疑义的权威。

这便意味着“启蒙”

对于“学术”

远不是前者压倒后者这么简单，而是早期的启蒙的理性，借着成功的社会运动，从根源上在现代体系中重新定位了传统文化，并使得我们对传统学术的重建一直在当初设定的其实并不适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框架下进行。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启蒙”

重塑了“学术”

。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或许不是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学术运动向我们宣示了什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而是在这看似压倒性的声音之下，到底隐藏了什么。

正如我之前所说，在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其实更有代表性的学术声音来自王国维、章太炎等人，只是他们的声音被贴上“文化保守主义”

的标签，被削弱在浩浩****的文化革新之中了。

可实际上社会运动对于文化学术的真实影响毕竟是有限的，或者说，在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除了锐意革新的思想运动带来的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这一显性基因外，与之共同发挥作用的一定还有一种贯穿始终的隐性基因。

而这种隐性基因便是由古代中国历代传承下来的内在精神价值，以及自身发展延绵不断的内在学术逻辑。

对于这样一种内在价值和逻辑的传承，或许并没有哪个学术流派下意识地用植根于现代西方思维的现代语言清晰地宣示出来，但它的确深层地存在于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学术之下，并且随着来自西方的“手术刀”

对传统文化的分解，而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价值的领域，走向了深度的精神追求。

陈来在文章中提到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宓、罗振玉、柯劭忞、陈垣等人，便是这样一批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

正是这样一种对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深度追求，甚至是在传统精神中寻求救赎的取向，成了一直贯穿中国现代文化始终的隐性基因，促使古代文学观念和精神以深层价值的形式在新时代语境下深深扎根，并兴旺地发展起来。

“整理国故”

之于古代文论研究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由它开始，形成了现代的古代文论研究的两大研究路径：作为显性基因的建立现代知识体系的宏大追求（知识领域的研究路径），与作为隐性基因的在传统审美中寻求现代性救赎的精神追求（价值领域的研究路径），一起铸成了当代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复杂图景——一方面，促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古代文论精神的复兴；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对象渐渐由作为精神传统的“古代文论”

转向作为现代学科的“古代文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