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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古代文论的精神潜流（第2页）

鼎革以还，相聚海上，无三日不晤。

思想言论，粹然一轨于正。

从前种种绝口不复道矣。

其治学也，缜密谨严，奄有三百年声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舆地之长而变化之。

其所见新出史料最多，又能综合各国古文字而析其意义。

彼尝有一名言曰：治古文字遇不可解之字，不可强解。

读书多，见闻富，久之自然触发；其终不可通者，则置之可也。

故彼最不满意者，为庄葆琛、龚自珍之治金文，以其强作解事也。

考证钟鼎文字及殷墟书契，一皆用此法。

近年校勘蒙古史料，于对音尤审。

……此皆三百年学者有志未逮者，而静庵乃一人集其成，固宜其精博过前人矣。

世之崇拜静庵者，不能窥见其学之大本大原，专喜推许其《人间词话》、《戏曲考》种种，而岂知皆静庵之所吐弃不屑道者乎？

在张尔田的描述中存在着前后两个王国维，一个是早期务心西学、处处想要求新的，也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王国维；而另一个则是后期决不再提西学，完全回复到中国传统的学问当中，沉浸在对声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等的传统研究。

张尔田认为，大家仅看到《人间词话》中西交融的一面就以为是王国维的全部，实际上所谓的“西洋的思想”

是王国维后期最不屑的东西。

罗钢在研究中赞同张尔田的看法，认为王国维在一生的治学历程中确实经历了由对“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

的“酷嗜”

转向怀疑；由为在中国建立哲学学科而奔走呼吁，转向主张实现中西思想之间的“相化”

“学无新旧、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

，认为人类学术的学科只有科学、史学、文学三者；由“往者十年之力，耗于西方哲学”

[18]而转变治学方向，改为“一是根据出土文献研究古代的文化、制度、风俗等，二是研究西北边疆史地”

[19]；由“西方哲学”

转向“吾国学术”

。

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思想动机，根据罗钢的分析，则在于王国维认为“辛亥革命并不是革命党人用几个炸弹炸出来的，带来‘劫运’的是一种盲目崇新的社会心理。

在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人们‘不计理之是非，事之利害，举世所争，只有新、旧二字’，最后演变成一种‘众稚且狂’的局面。

王国维相信，要挽救人心，只能依靠文化与学术的力量，这就是所谓‘唯能文章者最为有力’”

[20]。

而在王国维生命的晚期，也正是因为他对自己寄予厚望的中国文化的悲观失望，导致了他在北平城破时留下写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字样的一纸遗书，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当初，王国维对“西洋之思想”

重新激活中国文化是满心期望的，纵观他一生学术思想的变化，以及他后期自述自己是中国文化“所寄”

之人，与中国文化拥有同一生命，我们不难找出造成王国维最后抱着悲观绝望的情感，举身赴清池的更深层的思想矛盾所在。

根据本书之前的分析，王国维处在新、旧社会制度变革的交界时期，成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