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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古代文论的精神潜流（第4页）

因为在现代化的早期，王国维就已经意识到现代化不仅仅是对启蒙和革命的一步步实现而已。

面对着公众与私人话语的巨大冲突，他只能用负面的方式、用一种刻意的自我毁灭来维护他的自由和独立。

因此，他的自杀反而证明了一种新的、在传统之后的中国主体性的出现。”

[23]

王国维的死告诉我们，尽管类似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

“古史辨”

这样的社会性思想论争由于最终西学对中学的压倒性倾向，而对现代学术制度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影响，但传统文化带给人们的深层价值，尤其是审美的精神价值是不容易随着“国故”

的被整合而消失或者转变的。

与原生的知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相分离之后，它反而更深地进入了民族文化的基因，作为更加崇高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精神追求，发挥着持久的影响。

这一点在民主革命的斗士鲁迅那里也通过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二）鲁迅

关于鲁迅的文学观点，有一部他早年的作品《摩罗诗力说》或许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1907年用文言文写成的一篇文论。

正如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一篇文章所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长期以来处于被忽视与误读的状态。

这部产生于中国社会、文化大转型时代的诗学文献，或被一笔带过，或被视为鲁迅早期文艺思想不成熟之作，或只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纲领和中国近古文论的终结等，却鲜有人注意到它作为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的标志性意义”

。

而根据对《摩罗诗力说》的分析，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中西诗学的现代转型有不同的性质与条件，并在不同时空走出了两条相似的轨迹，西方是在自主模式中完成，中国则是在西方影响下被动完成的，因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特质。

《摩罗诗力说》全面表现了这些特质。

它以世界文学背景与本土文化语境、人类文明视野与文化批判意识、西方近现代哲学高度与理性精神，决定了其在中国诗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中的标志性意义，并通过启蒙主题的确立与对传统诗学的质疑、人的主体价值的确立与对儒家诗教的批判、现代审美价值观的确立与对传统诗歌审美标准的批判，反思了传统诗学，开启了中国诗学的现代传统。”

[24]类似的观点在2005年的《鲁迅研究月刊》所载的文章中也有出现：“《摩罗诗力说》（1907年）是鲁迅早期诗学的代表作。

这篇在人类精神发展中探索救亡图存和改造国民性方略的诗论，既是鲁迅浪漫主义诗学与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充满民主革命热情、追求人本主义理想、号召思想革命的战斗檄文；既倡导‘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精神，也呼吁‘自觉勇猛、发扬精进’的‘精神界之战士’。

从历史的语境看，此文融鲁迅的艺术创作思想与启蒙主义热情为一体，在诗学与政治的经纬坐标上，达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相对统一，在中国诗学从古典式和谐向摩罗式崇高的转型过程中，具有破旧立新的先导作用和标志意义。”

[25]这两篇文章可以说代表了学界对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的整体声音。

在所有的研究当中，“对传统诗学的质疑”

“对儒家诗教的批判”

“对传统诗歌审美标准的批判”

“反思传统诗学”

“从古典式和谐向摩罗式崇高的转型”

[26]，“破旧立新”

可以说是具有共识性的关键表述。

这在当时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引入外来思想以求救亡图存的潮流之中显得无可厚非，与鲁迅写作的本意和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内容和观念也确实是相符的。

但在一片革新之声的显性潮流之下，来自海外的王德威并不这么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

受启发于2013年一本来自Eileeng的研究专著LiteraryRemairauma，andLuXun'sRefusaltoMourn（《文学遗产：死亡、创伤以及鲁迅的拒绝哀悼》）当中对于鲁迅与中国传统之间对话关系的深入探索，[27]王德威认为，在鲁迅对尼采和施蒂纳的哲学观念的引入之外，他实际重新回到了屈原与陶潜所经历的困厄的处境中去表达他的现代性焦虑。

不仅如此，王德威更是认为，与梁启超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一样，他们虽然表面上追求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但实质上他们看待政治变革与文学形式之间关系的方式却与中国传统有着深厚的关联。

尽管当时鲁迅坚定地将拜伦看作值得中国模仿的“精神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