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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古代文论的精神潜流（第5页）

，但实质上，他表达这些论述的方式却反映了他对中国诗教传统的强烈怀念。

众所周知，诗歌在中国产生之初决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的资源库。

从这个资源库中产生出关涉各方面的价值：从人际交往到政治礼仪，从情感的表达到认识论上的反思。

《诗大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鲁迅在颠覆其作为古代文论的合理性的同时，实质上正是使用了这样的逻辑。

正如当年柏拉图因为惧怕诗歌作品所具有的削弱其理想国内道德建构的作用，而将所有的诗人赶出理想国，鲁迅也由于中国传统的影响而充分认识到了诗歌所能起到的变革作用。

唯一不同的是，鲁迅希望借助诗人“撒旦的力量”

来摧毁和改变现实，由此给予了他的诗歌观念负面的甚至是邪恶的力量。

鲁迅将这种邪恶的力量和来自印度传统的恶魔联系起来，使得“摩罗”

这个名字由于它异域的、神秘的传统和彻底的破坏力而完全切断人们与中国的诗歌文化和中国主体性的关联。

而事实上这种深度的关联又怎么可能真正被切断？源自《诗大序》的“志”

与“情”

的概念从未被完全移除，这甚至明显地体现在鲁迅对孔子诗论的批判当中。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写到“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

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

[28]虽是批判了“诗教”

的内容，却是肯定了“志”

与“情”

的重要，也肯定了“诗教”

得以建立的内在机制。

[29]

由此，我们对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形成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鲁迅在文章中所批判的，与其笼统地说是“对传统诗学的质疑”

“反思传统诗学”

“破旧立新”

，不如具体地说是对于已经成为知识、成为“国故”

的传统话语的舍弃，尤其是对传统文论中知识与意识形态的彻底剥离，以求通过新的知识体系和新的意识形态实现对社会的革新。

而在这其中贯穿始终的，则是由传统文论继承而来的对内在审美精神价值的认可和追求。

正是由于对这内在的审美空间之价值的认可，鲁迅充分认识到审美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传承中一直发挥的、并且在新的制度中一定可以发挥的重要的联结知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以及推动变革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对这内在的精神追求之价值的认可，鲁迅在文章中提出了对屈原实质是审美境界的无限向往和哀悼：“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

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

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