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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文论文化语境的多维度探索以蒋述卓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与李春青等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对照为参考（第5页）

所以或许有些极端地说，如果说在“审美诗学”

之前古代文论的研究领域充斥着大而化之的政治化和哲学化，那么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部分美学视角的研究，也因为对极端方式的强势反驳而难免有大而化之的审美化之嫌。

而童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如上所述的古代文论研究的三个学术策略，虽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基于“新时期三十余年来，我一直把文艺学当成一个学科来建设”

这样的初衷，但90年代末期的学科建设已远比80年代更为复杂。

经历了80年代对美学视角的狂热，人们一方面确定了古代文论研究的核心，有了审美作为建构更为庞大知识体系的起点，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以审美为核心，文论与其他社会思想话语可以具有的相关性，于是对于古代文论逐渐由单一学科领域内的审美建构发展为对更为复杂的学科体系的建构，再继而由单一的知识体系建构发展为对复杂的跨学科体系的探索，如前面介绍的以文学思想史研究为对象所进行的古代文论研究，学者们着眼于文化视野所进行的哲学维度和史学维度的研究，以及童先生终其一生所进行的由审美诗学——心理诗学——比较诗学——文化诗学的方法跋涉。

然而，不管研究的外延扩大到多大范围，正如童先生所说，这始终是基于学科建设的初衷，而学科建设首先便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定性：古代文论需要具有核心的区别性特征，而这样的区别性特征，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井喷式美学研究，自然而然地被归结为审美。

可事实上通过梳理我们知道，80年代以来盛行的美学研究来自对之前极端政治化话语的反驳，而进行反驳的话语资源来自文学领域。

这便意味着在研究方法开始大发展大繁荣的最初时刻，文学的特质与文论的特质便没有得到很好的区分。

尤其按照现在的眼光反观当时，任何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都不能被认为是纯粹审美追求的产物，甚至有些与审美毫无关联，更何况文论这样一种为文学立法而生的处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之中的社会话语。

当然，本书并不否认文学与文论所具有的审美性质，只是第一，本书认为应该将对文学的讨论与对文论的讨论清晰地区分开来，以便突出文论话语在文化语境中的独特性，而不是一味地以审美，甚至鉴赏来取代应有的学术研究；第二，本书认为虽然文论与审美的关联是值得肯定的，但文论未必以审美为主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未必以审美为终极追求。

文论更多的是因为处在文学与其他与之相关的社会话语之间，亦即处在感性的情感表达与理性的社会建构之间这样一种阔大的只能用审美来弥合的社会与思想空间，而与生俱来地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审美属性。

这种审美属性根植于文论，却不是文论话语产生的直接目的，也不像在文学中那样扮演话语表达的基本属性的角色，而是位于多个层面的文论属性最上一层的精神内核，是独立却又内在于知识与意识形态的价值，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还能具有遥远契应的寄托在话语形式之上的审美精神，而不是可以被任意时代的特定意识形态所统合的任人打扮的“花姑娘”

。

这便意味着，要按照通行的审美阐释，或者按照“以审美为中心”

，同时“既要伸向微观的文学文本的细部”

，“又要伸向宏观的文化历史的观照，把文学文本或问题置放回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把握，揭示文学文本中的文化意涵”

，也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文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然后“创造出属于中国现代的文论形态”

，这以古代文论自身的逻辑来看，是行不通的。

真正从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得到裨益，使其有助于创造中国现代文论形态的方式不应该是直接的，而应该是间接的，也就是通过对直接形成古代文论话语的文化语境中哲学、史学、内在精神与外在权力不同维度的学术阐释，由外而内地使居于文论结构最上层的本体价值追求自然地呈现出来，然后通过对古代文论特质的揭示而为现代的文论建设，乃至整体的人文学科建设提供反思的参照。

（四）文化语境的意义维度

在李春青等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中，由田忠辉教授撰写的第三卷在方法的讨论中承接前文所提到的“审美向度的文化语境视角的古代文论研究方法”

，进一步归纳出“意义向度的文化语境视角的古代文论研究方法”

。

这种“意义向度”

的研究以李春青提出的“中国文化诗学”

及其相关的方法论设想为代表。

根据田忠辉的描述，“‘中国文化诗学’是使中国古代丰富精深的诗学思想获得现代学术话语形式的一种方法论。

这一方法是由三大阐释视角支撑的，即‘主体之维’‘文化语境’‘历史语境’。

三者的内涵意义和运作规则是：主体之维指的是中国传统诗学中主体性的存在即传承文化的士人阶层。

文化语境是指诗学话语产生的那个文化氛围。

文化语境是主体之维精神阐释的空间，作为主体之维的古代士人阶层总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中来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系统。

特定的文化语境会有相应的价值取向，他们对诗学话语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所谓历史语境是指话语主体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状况以及足以对其建构活动形成影响的历史事件等。

‘主体之维’‘文化语境’‘历史语境’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同时兼顾、互为补充才能成为有效的研究方法，而它们的有效性并不能由其自身来表现，它只能表现在对古代诗学文本的恰当阐释之中。

作者特别指出中国诗学有一个‘诗学境界与人格境界相通’的特征，认为‘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与之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