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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文论文化语境的多维度探索以蒋述卓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与李春青等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对照为参考（第7页）

，或者是田忠辉所归纳的“哲学向度的文化语境视角的古代文论研究”

和“史学向度的文化语境视角的古代文论研究”

的综合体，在笔者看来，更是将文化语境看成一张整体的复杂的关系网，古代文论在这张复杂的关系网中与文化语境并非简单的呈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是与其他的社会、思想、文化话语一起拧成绳索，有机地融合在整张网络的经纬交错当中。

这便意味着李春青所提出的研究方式相对于前述意识到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关联，意识到文论所处的复杂体系，以及文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层面的探索方式而言，有了质的飞跃。

同时也意味着李春青的文化诗学实践由简单地关注审美问题，或者致力于在不同话语中挖掘审美因素而转向更为冷静、深入地探讨“孔孟之学与西周初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的一致性何在？差异性何在？为什么偏偏是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话语霸权地位的？《诗经》在周初至两汉这段时间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发挥过怎样的功能？等等。”

回顾本书从“导论”

部分到现在一直致力于在方法的演变中挖掘的古代文论的独特属性，不难发现，一个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只有发展到这一步才真正具有了符合古代文论在其原生语境中所具有的独特性质的理性的、独立的、对复杂的意义建构层分缕析的学术研究性质。

正如李春青在文章中提出的，“任何一种言说或者文本的形成都必然是各种关系的产物。

言说者、倾听者、传播方式构成这种关系最基本的维度，而言说者面对的种种文化资源、社会需求、通行的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思维方式等等都对其言说产生重要影响。

这一切因素共同形成的特定文化氛围、环境是一种话语产生、存在、实现其意义的必要条件。

对此我们称之为文化语境或者文化空间。

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一种文本或话语系统的意义，而任何意义只有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才是可以确定的。

不顾文化语境的研究可以称为架空立论，只是研究者的主观臆断，或许会有某种现实的意义，但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12]对于李春青的文化诗学研究，后文还会有更多地涉及。

根据田忠辉的综述，蒋述卓也对古代文论的这种与其他话语具有复杂关联的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对文化诗学的方法也有清晰的学理把握。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论文化学研究的成就》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文论的文化学研究实质是一个古典文论、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这一文化学路向研究的选择是在古今对话、中西对话和当代人文精神建构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它不是哪一家的主张，而是成了一种共同的愿望。

他说：‘古代文论的文化学研究，基点并不在于古代文论的不确定性，而在于古代文论作为研究对象的复杂内涵。

以综合性的文化视野，对古代文论进行多种学科、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是研究路程的必然转向。

’”

[13]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在此强调以李春青为代表的对古代文论所处的文化语境的复杂性进行深度挖掘的研究路向，并不意味着本书将对文化语境的层分缕析视为对古代文论的意义探讨。

本书认为，经过一个世纪的方法跋涉，李春青对意义的探寻一方面继承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或隐或显地孜孜以求的对古代文论审美精神的阐释，另一方面沿着这条发展的轨迹不断开阔与深入，看到了文论话语区别于文学的独特性，通过对文论话语在文化语境中独特性的发掘，来进行意义的阐释。

通过这种“在文本、体验、文化语境之间穿行”

的方式所进行的“古今体验主体的精神沟通”

，实际已经将审美价值置于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层面。

以审美为体，以具体的文论话语为象，通过对文化语境的还原以及对文化语境中不同话语之间互动关系的揭示，达到对文论话语的深度阐释，从而通过具体的象，形成对这种持久的、具有生命力的本体的呈现。

而这也正符合古代文论处在沟通天人的阔大空间中与生俱来的独特属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并不认同田忠辉所认为的这种“意义向度的文化语境视角的古代文论研究方法”

“代表了古代文论研究视角的外向性趋向”

，而是认为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对古代文论本体价值的探寻。

这种探寻因为对古代文论寄托在话语中的内在结构的深度挖掘而具有更高的存在基础，可以说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内在发掘和沟通。

本书也正是在这一宇宙本体的意义上理解古代文论研究所应该具有的文化语境的意义维度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