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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第6页）

就明代言之，万历间言利之细人蜂起，矿使四出，无矿而指为矿，以讹索破民之家，则与太祖开国之法意正相反。

《食货志》：“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

太祖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

’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征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

’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

帝黜之。”

此皆洪武年间之事。

不害民即所以利国，深合中国圣贤遗训。

万历时尽反其所为，货财积于宫中，民穷为乱，外患乘之，一代兴亡之龟鉴如此。

二十年九月，户部言：“天下税课，视旧有亏，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为定额。”

上曰：“商税多寡，岁有不同，限以定额，岂不病民？”

不许。

税额按近年酌定，令必如额，尚非甚病民也，而明祖且不许。

万历间，税监四出，无税者起税，无所谓额，阉人横行，有司稍计民命，即奏予重谴，下狱有至十余年者。

前后相较，兴亡之故了然。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上谕工部曰：“人之常情，饱则忘饥，暖则忘寒。

卒有不虞，将何以备？比年以来，时岁颇丰，然预防之计不可不早。

其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而蠲其税。

岁终具数以闻。”

按军兴时以食为急，种糯米恐其酿酒，则禁之。

及是时岁丰食足，上年二十六年，已核垦田至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骎骎全国无弃土，乃于足食之外，计赡其衣被之需，及丰其制造农具之木植。

明祖可谓尽心民事矣。

且桑、枣、棉之田免税，其余裕又足以惠民。

此制直至清末，吾乡田亩，尚有免赋之桑枣田，各乡各图皆有此种田额若干，其实已不种桑枣。

其乡有公正之董事，以此为地方公产，否则为豪强所擅有之无粮田。

盖良法美意，日久间有废弛，然其初时德意不可忘也。

又苏州最称赋重，太仓旧本属苏，亦在重赋之列，清中叶以后，以地多产棉，遂援《赋役全书》中棉田免税之例，请得蠲减。

此皆沿旧时明制之惠。

后来蚕丝为输出之大宗，民间以种桑利厚，不拘桑枣地之免税，虽仍纳普通田税，亦愿种桑。

至各县之桑枣额田，今未知其存否矣。

是年八月乙亥，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

上谕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泄以备旱潦者，因地势修之。”

复谕诸生曰：“周时井田制行，有潴防沟遂之法，故虽遇旱潦，民不为灾。

秦废井田，沟洫之利尽壤，于是因川泽之势，引水溉田而水利兴，惟有司奉行不力，则民受其患。

今遣尔等分行郡县，毋妄兴工役，毋掊克吾民。”

寻给道里费遣之。

明年冬，河渠之役，各郡邑交奏，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

水利既兴，田畴日辟，一时称富庶焉。

此与上洪武二十年定天下鱼鳞图册，均遣国子生而不遣官吏，是明初以社会之事任用学生之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