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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02（第2页）

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其后各行省边境，多招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四年，定中盐例，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诸仓，计道里近远，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

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缴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齐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

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此照勘合相符，如数给与。

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

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

按《史·志》文微有含混，明初中盐，当系令商运官粮赴边远之地，粮入仓后，给商盐引，赴产盐所在之官署，仍纳盐之场价，领盐赴销盐之地，照官定岸地出售。

商人习于转输，以运粮之劳费，易得盐引为报酬，领盐又加运盐之劳费，运至销盐之岸，官为定价，使商有可图之利。

又计销盐之地，民欲得盐，所必需之费，可胜负担者，而定其价，期不病食盐之民，而有利于运盐之商，即更有利于待饷之兵。

至国家所课盐利，仍在官定场价之中，并不因商之开中而有加损，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

惟洪武四年之则例所定如是，故一小引二百斤之盐，至少需中米一石；道里近者至需五石之多。

是可知其纯以运费计算，非以米价计算也。

至云：“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道远地险，则减而轻之。”

其中有“米直高下”

一项，则是令商纳米矣。

此后来改则例之所定。

故《志》文又云：“宣德三年。

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北京官吏军匠粮饷不支，条上预备策，言：‘中盐旧则太重，商贾少至，请更定之。

’乃定每引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纳米。

’明一代米价无甚变动，至其末造，俸饷折价，尚以银一两作米二石。

洪武至宣德初，中盐之米，额数多寡大异，盖则例屡改，纳米之法亦不同，《史》漏未叙明也。

其后至弘治时，废中盐之法，令商以银纳课，边储遂乏，说见下。

《食货志·屯田》下云：“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

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叶淇本传》：“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每廷议用兵，辄持不可。

惟变开中之制，令淮商以银代粟，盐课骤增至百万，悉输之运司，边储由此萧然矣。”

中盐之法，军守边，民供饷，以盐居其中，为之枢纽，故曰开中。

其始但令商司运，既而改则例直令纳粟，盖又兴商屯之法，指边之旷地，军所垦不尽者，令商得兴屯，所获之粟，即以输边，易引以贩盐。

商更无远道运粮之费，而有领地营垦之利，国家则又多一辟土足食之助力，又所谓一举而数善备也。

开中法废，商不需屯，淮商固弃垦而归淮，西北商之业淮盐者，亦徙家于淮。

以专务纳课贩盐，盐遂与边储无涉，而多集课银，徒供暴君污吏之挥霍。

边备既虚，转饷一事，劳扰天下，而仍不济急，民穷财尽，铤而走险之祸遂以亡明。

此其目光，但见一时见金之充积，而不知即使得金不浪用，仍以济边，妨屯弃地，购粟运远，已万万不偿所失，况一得见金，徒长奢费，不复急顾边储，非至边军窘急，不筹救济。

而奢费既开，更无复归节约之日，谓亡明之因即种于此，无不可也。

中盐之制本起于宋，宋不重视，以为有得有失。

明中盐之为善法，正在商屯，诚实业盐之商，信国家之法令，盐垦兼营，不趋歧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