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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02（第7页）

孝廉李德为府尹。

儒士吴颙为祭酒。

贤良栾世英、徐景升、李延中，儒士张璲、王廉为布政使。

孝弟李好诚、聂士举，贤良蒋安素、蒋正言、张端，文学朱亮为参政。

儒士郑孔麟、王德常、黄桐生，贤良余应举、马卫、许安、范孟宗、何德忠、孙仲贤、王福、王清，聪明张大亨、金思存为参议。

凡其显擢者如此，其以渐而跻贵仕者又无算也。

尝谕礼部：“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征至京师，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两司用之。”

盖是时仕进无他途，故往往多骤贵者。

而吏部奏荐举当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余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余人。

又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予美官。

而会稽僧郭传由宋濂荐，擢为翰林应奉。

此皆可得而考者也。

洎科举复兴，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

建文、永乐间，犹有内授翰林，外授藩司者，而杨士奇以处士、陈济以布衣遽命为《太祖实录》总裁官。

其不拘资格又如此。

自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

《志》文所述略如上。

人主无用贤之识，亦无求贤之诚，特殊之材遂无以自见，非俯首就场屋试，不能进身，则八股遂为五百年选士之特制矣。

铨选之法，在太祖时不甚重，天下未定，求贤求才惟恐不及，惟必得贤且才者而后用之；既用之后，发觉其非贤或恃才作弊者，诛戮不少贷，法在必行，无情可循。

《史·志》以铨选为选举之一端，直是后来逐渐设立，太祖时破除资格，略无铨选成法可言。

《志》言：“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也。”

此为太祖时一种选法，不过回避本籍而已。

始以南北相避，继则仅避本省，不限南北，学官则并不避本省。

《志》又言：“初，太祖尝御奉天门选官，且谕：‘毋拘资格。

’选人有即授侍郎者，而监司最多，进士监生及荐举者参错互用，给事、御史亦初授升迁各半。”

此为太祖时又一种选法，以毋拘资格为前提，内而侍郎，外而监司，俱可由选人径得之。

其选人则出自进士、监生及荐举三种：进士即科举所得；监生即学校所造成，若今之毕业生；荐举，则凡官皆为举人者，惟滥举则连坐。

给事为谏官，分六科，谓之科臣；御史为言官，分各道，谓之道臣。

谏官得封驳诏敕，直规君上之失；言官得参论中外，不避贵近之尊。

此等清贵之职，亦使初授之选人居半，定为选额，又不比侍郎监司之不为额定矣。

明初用人之不拘资格至于如此。

其所以不开幸门，反能整肃官方者，当时士大夫并不因得官之易而敢于奔竞，止有招之不来之患。

是何也？一有不称职，辄遭诛戮，自揣未可侥幸，即避之恐后。

此当于全史中理会之，备列如下：

太祖定法律，遵用唐律，为一代之制。

然于律外又特定《大诰》。

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定《大诰》，其目十条，第十条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