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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02（第8页）

次年复作《续编》《三编》。

《刑法志》：“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

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

夫士夫至求不仕而断指，明祖又诛之而籍其家，且因此勒之《大诰》，定为专条，后有似夏、姚、王诸人者，皆诛死籍没。

盖既被荐举，即不许遁免，可知时无奔竞之风矣。

太祖时，士大夫初以声绩著，而后不免因事诛死者，就《列传》所载，其人已夥，专辑之可成一宗类案。

其以功臣典兵有威望，遭忌而致死者，尚不在其列。

亦每有发为忠言，触怒而被戮者，如李仕鲁以辟佛，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陈汶辉亦以此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叶伯巨以言诸王分封太侈，死狱中；王朴以与帝辨是非不肯屈，戮死。

如此之类亦多。

洪武中有大狱四：胡惟庸以宰相谋叛，诛之宜也，而连引至数万人；蓝玉恃功骄纵，已不当与谋反同论，死者又数万人，此犹曰贵臣牵连取忌，别有用意；其余两案，一为郭桓案，以惩贪墨，死者亦数万人，既而知审刑官希指牵引，又论审刑官极刑；又有空印案，迹近作弊，坐死者又极众。

此两案皆为惩贪杜弊而起，死者如此之惨，皆令士夫惧为君用之故。

再分列之如下：

一、空印案。

此案《本纪》未载，惟《刑法志》言：“十五年空印事发。

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

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

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

《志》以此事为洪武十五年，非也。

《方征传》，征以论空印事贬沁阳驿丞，其奏中言：“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

下又言：“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则其贬驿丞在十三年之前，其奏已言去年，则又在其前。

又方孝孺《逊志斋集·先府君行状》，孝孺父克勤以洪武八年被谪，逾年释归。

又以空印事被逮。

九年九月，卒于京师。

则是九年事也。

又《郑士利传》，士利上书讼空印之冤，乃因星变求言。

星变乃九年事，求言在九年闰九月，皆为空印案在九年之证。

《郑士利传》：“兄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佥事。

荆襄卒乘乱掠妇女，吏不敢问，士元立言于将领，还所掠。

安陆有冤狱，御史台已谳上，士元奏其冤，得白。

会考校钱谷册书空印事觉，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

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

丞相之官亦废于十三年，案发在有丞相之日，亦可证非十五年。

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会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

’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

士利曰：‘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

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

’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