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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1（第3页）

是否可以这样说，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是从微观层面上影响着学校教育教学的改革，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则是从宏观层面上影响各国教育的发展？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应对这些思潮对我国教育的影响，需要比较教育学家认真地研究。

需要研究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比较教育工作者在我国还大有用武之地。

三、关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问题

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一直受到大家的关注。

在比较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有很多学者探索过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但是至今没有被大家公认的方法论体系。

这是构成比较教育学科身份危机最重要的因素。

是不是一门学科只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方法才能存在呢？恐怕也未必如此。

实验法是自然科学研究普遍运用的方法，社会分析法往往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并不是每门学科都只能有一种独特的方法，为什么一定要求比较教育必须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呢？硬要说比较教育有独特的方法，那就是比较法。

其他学科也在使用比较法，但没有像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那样突出和重要。

只要了解一下别的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发现，文献法、调查法是社会学科的普遍方法，很难说是哪门学科所独有的。

各门学科的各个研究领域都有自己需要的研究方法，但只是一组方法的组合。

比较教育学科内也有多个领域，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不同的课题也需要不同方法的组合。

例如，比较研究各国的教育政策，主要运用文献法，对各国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要比较研究教育政策实施的效果，最好采用调查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这样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我这里无意也无法举出比较教育的方法论体系，我只想强调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性。

文化研究是我竭力主张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因为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教育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而政治经济的变革比较激烈，它们对教育的影响比较容易显现，容易为人们所认识，但是文化的影响比较隐匿，比较深刻，比较持久，不容易被人们认识。

因此，对教育的文化研究就十分必要。

可以这样说，不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很难理解这个国家或这个民族的教育。

当然，我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方法，只是强调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进行文化研究有一个立场问题。

需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历史地和客观地分析各种教育现象，避免主观性。

也就是说，研究主体（比较教育工作者）要摒弃主体主文化的立场，要有一个客观的参照系，来评价、分析研究客体。

同时，研究主体还应该站在客文化的立场上来理解客文化与研究客体（教育现象）的关系。

例如，许多西方学者研究汉学，由于对中国的文化理解不深，对中国发生的一些事实往往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得出的结果难免有谬误。

我们研究别国的教育也会发生这种现象。

因此，首先要理解别国的文化，认识别国文化与该国教育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该国的教育。

为了加以比较，还要有一个客观的参照系。

选择客观的参照系却是一件难事。

既然各国文化教育五彩缤纷，各有特点，并无优劣之分，怎样才能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客观标准呢？在比较研究时，往往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先以一个国家为参照系，再列举别的国家的数据加以比较分析，得出比较客观的参照系，再按照这个参照系来分析；另一种是列举各国的数据，从中抽象出带有普遍性的标准，例如，列举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与该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在比较中得出GDP在什么水平上就将带来高等教育大众化。

但是即使如此，研究者也必须选择几个与研究有关的因子，建立一个参照模型。

以上述例子来说，研究者选择的是GDP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两个因子来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临界线。

也可以选择产业结构作为因子来说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临界线。

找到了这种临界线，就可以把它作为参照系来比较各国教育的发展。

当然，文化研究要找到参照系是十分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描述各国的教育事实，探索教育发展的规律或规律性的经验。

总之，对比较教育学科身份的争论仍会继续下去，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中的许许多多问题也仍亟待我们去研究。

[1]原载《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