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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峙与融合 20世纪的教育改革选1（第1页）

《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改革》（节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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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中国

外国评论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两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一位是陶行知，一位是毛泽东。

陶行知对中国的旧教育深恶痛绝。

他毕生所致力于的也就是改造中国的旧教育，探索中国的新教育。

早在读大学的时候，陶行知就认定，中国误就误在伪教育造就的伪君子身上：“天下非真小人之为患，伪君子之为患耳。

真小人，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避之，并得而去之。

伪君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而处心积虑，设阱伏机，则桀纣也……综天下而论，伪君子惟吾国为最多；统古今而论，伪君子惟今世为最盛。

吾国之贫，贫于此也；吾国之弱，弱于此也；吾国多外患，患于此也；吾国多内乱，乱于此也。”

[2]后来，他进而把伪君子引申为“伪知识阶级”

，认为伪知识阶级是特殊权势阶层，其总代表是皇帝，为了他们的特殊利益，通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的迷惑，故意把人引向歧途。

[3]

问题的症结在教育，问题的出路也在教育，“我们现在处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之中，应该造成一个新国家，这新国家就是富而强的共和国。

怎样能够造成这新国家呢？固然要有好的领袖去引导平民，使他们富，使他们强，使他们和衷共济；但是虽有好的领袖，而一般平民不晓得哪个领袖是好的，哪个领袖是不好的，也是枉然。

所以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国民教育，拿来引导他们，造就他们，使他们晓得怎样才能做成一个共和的国民，适合于现在的世界。”

[4]他坚信可以通过改造教育改造社会、改造人心。

教育的罪过在于使人成伪，教育的真谛则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不仅教人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

在他所开展的教育改革运动中，从晓庄师范到山海工学团，再到重庆育才学校，他始终坚持学习与做人的统一，坚持知识教育与人格教育的统一。

陶行知把它概括为“教学做合一”

的原则：“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

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

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

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

[5]

陶行知认为，伪君子教育造成的是劳心者与劳力者分离，而“教学做合一”

的教育，是在劳力上劳心。

“我们必须把人间的劳心者、劳力者、劳心兼劳力者一齐化为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然后万物之真理都可一一探获，人间之阶级都可以一一化除，而我们理想之极乐世界乃有实现之可能。

这个担子是要教师来挑的。

惟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也惟独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

[6]

1934年，陶行知在一篇重要文章《行知行》中说，23年前，也就是1911年，他开始研究明代中叶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王守仁的学说，对他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产生了信仰，故改名为“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