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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传略（第5页）

中午，城区各校学生五百余人在中央大学操场集合，整队出发支援，晓庄学校师生百余人参加，领队石俊（在刘焕宗调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接任书记），与从中大出发的队伍会合，一同冲出艳江门，到达下关与和记工厂罢工工人会合。

在学生支援下，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晓庄学校师生参加了“四·五”

反帝游行，蒋介石借题威胁陶知行，要他开除“赤化”

学生，他严正地拒绝了。

不久，国民党政府强行封闭了晓庄学校，逮捕和杀害了十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对陶知行本人也以所谓“勾结反动军阀”

“破坏京沪交通”

“扰乱首都治安”

“阴谋不轨”

的罪名，“明令通缉”

。

陶知行先在上海租界地区隐蔽，后来流亡日本。

陶知行在晓庄学校期间，1928年春季曾应浙江大学区（即浙江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杭州筹划创办湘湖乡村师范学校，选派晓庄学校校友操震球、方与严、董纯才、王琳、程本海、李楚才等先后担任校长和指导员。

1929年，派汪达之去江苏淮安新安小学。

1930年5月，晓庄学校被封闭以后，晓庄校友分布在苏、浙、皖、豫、鲁、冀、甘、川、黔、桂、粤、闽、赣和上海等省市工作。

陶知行在晓庄学校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

理论体系。

晓庄学校每天早上举行“寅会”

，他在会上多次发表关于“生活教育”

的理论。

1927年，作了这样几个讲演：《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

1929年冬季在晓庄举办的乡村教师讨论会上又作了《生活即教育》的讲演，进一步阐述了“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

等“生活教育”

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生活教育”

理论基础。

晓庄学校被封闭以后，他还陆续发表多篇论述“生活教育”

理论的文章，如《什么是生活教育》（1935年）、《生活教育现代化》（1935年）、《谈生活教育——答复一位朋友的信》（1940年）等。

“生活教育”

理论是他在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既反对本国的封建传统教育，又反对帝国主义输入的洋化教育。

从“生活教育”

在晓庄学校所进行的教育与农业生产、教育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实践上看，已经不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那套做法了。

从“生活教育”

实践中所反映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来说，陶知行的教育思想已经超脱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