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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研究在海外选1（第1页）

《陶行知研究在海外》（节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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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向人类贡献的一位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的伟大教育家。

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曾经产生并且还在继续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长期以来，他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我国大陆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而且也吸引了不少海外及台港地区学者的注目。

这里，笔者根据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分日韩、欧美以及台港地区三大部分，概要地介绍一下海外及台港地区学者研究陶行知的历史和现状，旨在帮助人们了解海外及台港地区陶行知研究的有关情况，加强海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促进陶行知研究的深入发展，使人们真正认识到陶行知在国际上享有的崇高声誉和占有的重要地位，从而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坚定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信心和决心。

一

如同其他中国学者研究一样，日本学者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其起步之早、发展之快、研究之深广、成果之丰硕，均居各国学者之首，给人以突出的印象。

这固然是由于日本学者在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享有天然的优势，但更重要的是因为陶行知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

等罪名，强行封闭南京晓庄学校，并下令通缉陶行知。

是年秋至次年春，陶行知一度避难于日本。

此后，他始终和日本教育界直接或间接地保持着联系。

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引起了日本有关人士的极大关注，并对日本的教育产生了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综观80年来日本学者研究陶行知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结束以后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三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是第一阶段。

这一时期，日本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对内采取高压政策，严厉镇压工农大众的反抗运动，对外发动侵略者战争，把战火烧到周边的亚洲国家，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

但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日子都不好过。

在国内，工农阶级日益觉醒，以各种形式（包括教育革新运动）与统治集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国外，侵略者遭到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的殊死抵抗。

教育成为这些国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武器。

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和实践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被日本有关人士介绍给国内教育界和人民大众的。

最早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介绍给日本教育界的，是一位曾在东京池袋“儿童之村”

小学执教、名叫牧泽伊平的进步人士。

“儿童之村”

小学是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为基础、以世界教育革新思潮为背景的日本大正自由主义教育运动的产物，由野口援太郎等人创办于1924年4月。

这所学校一反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形式主义，重视课程计划、教师的指导以及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成为当时日本自由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心。

1934年4月10日，几位自称陶行知学生的中国留学生叶维奏等人访问了这所小学。

他们向该校的教师户塚廉以及牧泽伊平等人介绍了陶行知领导的“小先生”

运动等有关情况，引起了牧泽伊平、户塚廉等人的浓厚兴趣，认为陶行知“小先生”

的教育主张和实践，与他们正在从事的教育革新运动有某种相似之处，遂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1935年，以户塚廉、牧泽伊平等人为中心，创办了《生活学校》杂志。

牧泽伊平于此年1月在《生活学校》杂志创刊号上，以“岸本辰三”

的笔名撰写了“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世界新教育的动向（一）”

一文，向日本教育界介绍了陶行知的“小先生”

运动。

这是日本教育界第一篇评介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文章，也是日本教育界传播和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开始。

同年6月，牧泽伊平又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国的“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