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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1（第1页）

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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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评论家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教育家，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陶行知。

不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这两位伟人的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都有着惊人的毅力和富有魅力的人格，他们都对乡村问题和大众教育表现出极火的热忱，他们都对传统教育提出了无情的挑战。

在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的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很快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表达了他对陶行知的崇敬与悼念之情。

在毛泽东以后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我们依稀可辨陶行知的影子，依稀可辨生活教育思想的印记。

一、生活教育运动的历程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是在其生活教育运动的历程中酝酿、形成并发展的。

虽然人们一般把陶行知领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划分为六个时期，即乡村教育运动（1927—1930年）、普及教育运动（1931—1935年）、国难教育运动（1935—1937年）、战时教育运动（1937—1939年）、全面教育运动（1940—1945年）和民主教育运动（1945—1946年），但如果系统探讨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平民教育运动，追溯到陶行知早年的经历。

1.生活教育思想的酝酿期

陶行知生于安徽省歙县，家境贫寒，自幼无力入学。

后得到私塾先生及外祖母的帮助，先后在家乡和休宁县就读。

童年的生活不仅使他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使他认识到传统教育的负面；不仅使他目睹了贫苦人民的艰难生活，也使他看清了官宦富人的伪善和对穷人的欺凌。

1914年，陶行知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于金陵大学。

在题为《共和精义》的毕业论文中，他明确表达了强烈的亲民、爱民、救民的思想感情，并把教育作为实现共和理想的重要手段。

他写道：“吾于共和之险象，既已详言之矣。

然戒险防险，思所以避之，则可；因畏险而灰心，则大不可也。

避之之道唯何？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

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

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止名而明。

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

[2]可以说，陶行知此时已充分认识到了教育的社会功能，认识到教育对于培养自由的国民精神和个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这是陶行知作为教育家的人生起点，也是生活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一。

同年，他怀着“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

的理想，赴美留学深造。

初入伊利诺斯大学攻市政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成为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弟子。

在这个他向往已久的“圣地”

，他接受了作为一个教育家所必备的理论熏陶，学习了“美国大众教育管理”

“学校与社会”

“教育史”

“教育哲学”

“进步社会与教育”

“实践的教育社会学”

等多种课程。

陶行知早年对传统教育的不满和改造中国的愿望，在这里得到了理论上的系统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