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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页）

了有关斯宾诺莎的相关书籍。

[7]

在阅读斯宾诺莎和歌德时，郭沫若声称发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公元前3世纪）[8]哲学中的“泛神论”

（Pa）传统（虽然这种见解令人质疑）。

极有可能的是，在欧洲现代哲学中，斯宾诺莎最早提出了“泛神论”

这一概念并加以阐发，随后是歌德促使郭沫若发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丰富多样的价值观。

在1925年郭沫若曾坦言，他一直喜欢庄子，[9]但主要是对其优美恣肆的文辞情有独钟，却无法把握其行文所传达的艰深寓意。

真正使郭沫若对中国哲学及欧洲哲学产生兴趣的，后来被证明是王阳明（1479—1529）的哲学。

[10]

郭沫若曾在某个场合坦率地说：“斯宾诺莎是个泛神论者，是不用说的。”

[11]这种自我确证的看法产生了第一篇论文（这也是以下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之一）。

1932年11月24日，它同另一篇文章一起被刊登在天津《中德新闻》“纪念斯宾诺莎诞辰三百周年”

的专栏部分，标题为《斯宾诺莎纪念文集》，占据了长达20页的报纸版面，由北京大学德语学院的工作人员负责编辑。

该专栏由德文版和中文版两部分组成。

两部分的内容虽有所重合但又不尽相同。

德文版比较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开头部分是斯宾诺莎思想的伟大传播者——歌德在1770—1831年有关斯宾诺莎最独特的思想所作的表述，接着是赫尔德（J.G.vonHerder）所著《关于斯宾诺莎谈话集》的节选，最后以科本霍依埃尔的小说《上帝之爱》中有关斯宾诺莎死亡的片断结束。

此前罗列了标题为《罪恶与救赎》（MaledidBeus）和《斯宾诺莎对后世的审判》（SpinozaimUrteilder）的名人名言，包括自莱布尼兹到爱因斯坦的引语，长达两页半。

中文版的内容充满了艰深的思考，读者群显然不是普通大众。

显而易见，这些文章试图去完成普通人无法胜任的任务，是超出外国租界范围的纯中文版。

它以贺麟教授的《斯宾诺莎像赞》开篇[12]，接着是简·马克西米利安·卢卡斯所著《斯宾诺莎传》（JeanMaximillienLucas）的中文译文[13]；接下来是我们以下要讨论的两篇最重要的文章，即第10～12页刊载的胡适的《斯宾诺莎与庄子》和张嘉森（张君劢）的《斯宾诺莎之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