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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第6页）

论的需要；随着“冷战”

时代的结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退出意识形态的许多场地，这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去占领，拉克劳和墨菲式的“后马克思主义”

正好填补了这个空场；其次，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并不见得有多么高明，只是它的出笼正好遇到刮得正盛的“后现代主义之风”

，因而它得以插上翅膀，扶摇直上。

由是而观之，拉克劳和墨菲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与他们之前其他各种人物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很不同的。

那种把历史上出现过、生存过的种种后马克思主义均混为一谈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当然，若考察它们之间的历史沿革关系、继承影响关系以及后马克思主义的前史关系，尽可以去研究，但归根到底它们根本就不是划一关系。

那么，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学到底怎么看呢？第一，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或萌芽的生成学研究，首先要认清是什么样的“后马克思主义”

，即应弄清后马克思主义的“类型学”

，否则难免研之愈深行之愈远。

第二，我们通常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

，应当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受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生成期限也应当从那时算起，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日当从带有“后现代主义”

印记的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算起，具体来说，当从拉克劳和墨菲公开发表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算起，或更精确些，至多从其相关相近的著作算起。

第三，对后马克思主义前史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的因素去考量：一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后期发展考虑；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晚期发展考虑。

考虑前者，是因为“后现代主义”

发展的前期和中期并未大量地进入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哲学马克思主义领域，而到后期，大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开始漫溢到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这在法国尤其明显，并且浸入马克思主义领域。

因为那时法国正流行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正与马克思主义结合。

而结构主义很快派生出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他们也很快与马克思主义结合。

正如美国评论家凯尔纳和贝斯特说得好，像结构主义猛烈攻击现象学、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那样，结构主义也供给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前提和假设。

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利奥塔和巴尔特发表了一系列批判结构主义的文本，这些批判制造了一种激烈的理论巨变氛围，从而推动了后现代理论的形成。

[6]因此，“后结构主义构成了后现代理论的一个源头”

。

[7]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三者一脉相承，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既已产生，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也就成了必然。

再到后来，这种带有后现代主义印记的后马克思主义影响到英美国家，并产生了有很大影响的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

这条线是后马克思主义生成的真正渊源，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是首先需要考虑的。

考虑后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晚期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批判苏联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已经出现大量偏离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

例如，海德格尔、阿多尔诺、勒斐伏尔、阿克塞洛斯、曼德尔等人的理论著作，均可视为后马克思主义前史时期的著作，这些理论著作对孕育、酝酿和催生后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生成史的时候当然也是应当考虑的。

那么，属于拉克劳、墨菲类型的“狭义后马克思主义”

的内容场域是怎样的呢？

我们认为，属于“狭义后马克思主义”

按照不同的政治态度，我们可以把他们分成左、中、右三翼。

以美国詹姆逊为代表的左翼后马克思主义弗里德里克·詹姆逊，1934年出生于美国克利夫兰。

青年时期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大学毕业后到欧洲游学，先后到德国和法国留学，获法国文学博士学位。

归国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后任美国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中心主任等职。

詹姆逊融英美文化和欧洲大陆文化于一身，既运用结构主义、解释学的方法，也运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进行学术活动，逐步形成自己的批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