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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第3页）

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所说：“在实际运用中，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常常可以分成相对不同的两类。

其中之一我们称之为结构主义运动中的非政治性的一支或称右翼……结构主义批评的另一支属于政治谱系……以《太凯尔》的文学评论为中心——它们旨在话语形式与资产阶级的或革命性意识的形式之间做明显的政治性关联……然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都是后马克思主义的……”

[6]詹姆逊将《太凯尔》视为结构主义的政治性杂志，并且属于后马克思主义。

当然，这样的区分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并不全面。

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自1956年“三大事件”

之后所出现的那种“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

“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改造”

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非仅仅限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应当包括后期存在主义的激进马克思主义的余波。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是左翼知识分子对这一系列事件反思寻找另类解放途径的理论尝试。

我国学者周凡从概念谱系的角度考察了“后马克思主义”

产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后马克思主义”

一词开始出现就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指出最早明确使用“后马克思主义”

这一概念的大概是匈牙利物理学家、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波兰尼在其著作《个人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认为斯大林的逝世所导致的专制统治的终结是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

迈出第一步，把1956年波兰、匈牙利人民力图摆脱苏联控制的革命斗争实现的思想解放过程，称为“真理的革命”

，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

的真实表达。

波兰尼的“后马克思主义”

指称的是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极权政治的角度提出来的，因此这个“后马克思主义”

应该称之为“后斯大林主义”

，在波兰尼看来，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他并没有在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区分。

[7]尽管波兰尼语境下的“后马克思主义”

与以后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所指相去甚远，但是却勾勒出了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1]［美］罗伊·戈德森、［英］斯蒂芬·哈斯勒：《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影响》，星灿译，7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2]［美］乔·乌尔班主编：《欧洲共产主义——它在意大利等国的渊源及前途》，石益仁译，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3]参见曾枝盛：《法国后马克思主义前史》，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2）。

[4]乔瑞金：《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思想特征》，见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五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上卷），季广茂译，22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6]［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詹姆逊文集》（第1卷），见王逢振主编：《新马克思主义》，178～17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参见周凡：《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发生学探察》，见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