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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马克思主义初现端倪（第2页）

的道路。

贝斯特和凯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指出：“法国后现代主义最初的观点带有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印记，含有一种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以及把马克思的其他思想转换成有创造力的和混合的理论话语之矛盾基因。”

“历史的宏观叙事和总体性理论的批评很明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抨击。”

“后现代的概念大约也可以转换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其批评的和激进的精神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抗和社会改造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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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社会历史语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新科技成果在生产当中的应用加速了社会的变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1973年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经济与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的新特征，并在书中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

的概念，“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对话”

“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

，但贝尔在使用“后马克思主义”

概念时指的是一种时间段上的划分，和真正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内涵相去甚远。

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结构特征的后工业社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阶级结构、政治职能及其意识形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国家在经济上加强了干预，通过社会福利计划保持了劳动力的储备，在政治上通过选举实现了政治包容，通过集体商讨来驾驭阶级冲突，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趋于稳定，新的科学技术也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模式，并以强大的力量重塑劳动、休闲、教育、通信、政治和人的身份，根据生产活动而组成的阶级结构不再成为个人身份认同的唯一根据。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工资和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导致私人消费剧增，60年代中期几乎成为“消费年代”

的代名词，随着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不同的消费能力形成不同的群体，消费品的品牌这种符号成为社会明显的身份象征；60年代以后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对性别正义的追逐，使性别身份趋于重要。

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这部首次涉及环境问题的著作以及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引发对“生产至上”

的质疑，使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遭遇挑战。

1973年至1974年的石油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弊端，随着国家干预领域日趋扩大导致的官僚主义逐渐成为不平等和各种社会对抗的一个重要根源，继“五月风暴”

之后，各种新社会反抗运动纷纷呈现——女权主义运动、公民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等，历史条件的变化，问题域的转换，为后马克思主义构建出新的历史语境提供了可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马勒和安德烈·高兹早就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马勒在1959年就在《论辩》杂志第1～3期上发表了《一个在变化的工人阶级》的文章，到1963年又发表了《新工人阶级》的著作。

在这种新工人阶级之中，没有巨大的工会官僚阶层，他们受过高级技术训练，他们不少人已经成为技术工人，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并不厌恶，相反越来越感兴趣。

他们的斗争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他们采取有组织的协调良好的短期罢工。

在战略上，他们采取“企业工团主义”

的路线，提倡生产集体与自治，为争取和平地把企业的权力转到工人自己手中而斗争。

这也是新工人阶级未来斗争的唯一的根本出路。

高兹在《劳工战略》和《告别工人阶级》的著作中表达了与马勒同样的思想。

他们的思想属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一翼，与当下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理论大体是一致的。

所以蒙克称他们的“新工人阶级”

为“后马克思主义工人”

是不无道理的。

另外一个是阿尔都塞的弟子普兰查斯，他的著作发表较晚。

普兰查斯于1968年发表了《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

这部著作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状况作出了“结构主义式”

的分析研究，对马勒和高兹的“新工人阶级”

观提出异议，以“新小资产阶级”

来描述工人阶级出现的新变化，以激进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队伍的萎缩和边缘化。

普兰查斯的意义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比阿尔都塞走得更远，在关于国家、权力和未来社会主义策略方面比阿尔都塞更加深入、更激进，普兰查斯的理论与80年代公开宣称的“后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