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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第2页）

概念的重要意义。

认为为了定义文字、书写物、延异、文本等，要坚持实践的价值，解构所做的工作就像马克思用“实践”

的概念对旧哲学和意识形态所做的批判一样，对意识形态进行“消解”

，以重估广义文本，确定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概念的新定义。

⑤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猛烈揭露资本主义的脓疮。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中，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新秩序”

和马克思生前一样千疮百孔，目前至少有十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失业、公民的政治生活边缘化、各国无情的经济战、自由贸易的准则矛盾百出、发展中国家外债日益加重、军火交易日益增加、核扩散已失去控制、种族战争不断蔓延、黑社会势力不断扩大、军事和经济强国无视国际法和国际机构推行强权政治。

[4]

人们对德里达近几年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工作表示普遍认可。

例如，美国学者詹姆逊评价说：“德里达的补救工作带有一种多重性：一方面他评论马克思的著作；另一方面他又要介入一个目前已没有激进派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

再者，他也在试图历史地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5]正是由于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性工作，使人们把他视为当代最伟大的左翼思想家之一。

当然，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并不是真正“原装”

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他“解构性”

阅读过、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

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或多或少尚有某些作用，但对于广大劳动群众来说，则无论离实践，还是离思想都是有很大距离的。

正如英国学者雷诺兹所言，“德里达呈现了人们所不熟悉的马克思”

。

[6]

詹姆逊在苏东剧变后进一步走近马克思，1995年撰写了《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继续并更深入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詹姆逊的解构学—解释学的文化批评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是：①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种“论据”

，即不是把它等同于特定的命题，而是把它看做对待特定复杂问题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论证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问题的能力。

②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理想的目标的必然性，但作为一种未来规划，它们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观点和替代现存社会体制的体制选择；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化的策略，这种体制的崩溃需要在其成功中而不是从其缺陷中去寻找原因。

③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从而能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④认为革命的概念有两种略为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与社会变革本身的性质有关；第二种含义与认识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关。

要捍卫革命的概念，必须放弃对任何事物采取偶像式的态度。

⑤认为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或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

⑥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即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这是一种片断化的、拼凑式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

[7]

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的《新左派评论》围绕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长时间的争论，以致斯图亚特·西姆把由《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所激起的一系列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称做理论界的“拉克劳—墨菲事件”

。

苏东剧变之后“后马克思主义”

迅速传播开来，拉克劳、墨菲也开始频繁外出讲学，开展对话，出版专著（拉克劳出版了《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解放》，还与齐泽克、巴特勒合作出版了对话集《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墨菲出版了《政治的回归》及论文集《民主及其悖论》）。

与此同时，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研究也在90年代以后逐渐兴盛起来，比如S.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后马克思主义：一种学术思想史》，J.托费因的《新话语理论：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兰德利和麦科里安的《解读拉克劳和墨菲》，D.霍华斯的《话语》，M.巴丽特的《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等。

人们也常常把与拉克劳和墨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和墨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的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归到后马克思主义队伍中来，这些人物有：保罗·赫斯特、巴利·辛达思、斯科特·拉什、阿芙纳里·尤里、查尔·琼斯、斯图亚特·霍尔以及让-弗朗悉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齐格蒙特·鲍曼、斯拉沃热·齐泽克、朱迪思·巴特勒、阿若斯·赫勒、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