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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终结与超越 后马克思主义者对新霸权主体的表达（第3页）

[2]生产和再生产出“性”

和“性别”

的两分体系，男人／女人、男性／女性只是异性恋文化的产物。

她认为，性身份的两分模式（彼或此，异性恋或同性恋）从遗传上就是不稳定的，而且自然决定关系的假定，迫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适当的“性别”

上，而不是快感的性活动上，其实根本不存在恰当（即适合于某一生理性别或另一生理性别）或正确的社会性别，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生理性别的文化属性。

这样实际上是异性恋霸权为掩盖自己的强迫性而作的话语表演。

异性恋霸权的社会通过铲除和扼杀掉一切其他选择的欲望和可能性，构建起性欲与性感的主体。

既然“性”

和“性别”

都是制度化的异性恋所确立的，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因此，区分“性”

和“性别”

是没有意义的。

于是，身体的“性”

就不是解剖意义上的生物学特征，“性别”

是独立于“性”

而存在。

主体的性别身份——无论是“性”

还是“性别”

，是由制度、话语、实践不断被建构的。

因此，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

人们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身份，而是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性别问题的成见和对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不是自然的，也是社会文化造成的。

那么，主体的性别身份通过什么方式来得以实现呢？她认为是通过“表演性”

（performativity）来建构的，持续性的社会表演创造了主体性别身份的真实性。

“表演性”

就是一个“表演”

的悖论，表演先在于表演者，表演者只是表演产生的效果。

所谓性别“表演”

就是“我”

在扮演或模仿某种性别，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扮演或模仿，“我”

把自己构建为拥有该性别的主体。

“表演性”

就是意味着主体是一个表演性的建构，是通过反复重复的表演行为建构起来的“过程中的主体”

[3]。

巴特勒用以描述主体获得身份是通过某种“询唤”

（iion）的行动而被赋予的，这一基本的“询唤”

被不同的权威反复重复。

个体被“询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