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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对生态危机的策略（第2页）

在劳动过程中人们可以在街道、城镇、社区根据生产需要自发组织起来，建立生产机构或工厂，拥有自己的生产设备，自由地生产需要的东西。

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府将依据“更少地劳动”

“更好地消费”

“将文化重新整合到人的日常生活中”

的原则管理社会，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生活、与他人和谐共处并积极主动地发展自我、参与民主提供最适宜的条件。

社会将具有健全的社会福利与保障系统，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已经足以生产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产品，人们能够从异化劳动中解脱出来，劳动成为目的而不再是谋生手段，不再单纯为了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资料，成为使人获得快乐与满足、自由自觉的真正有意义的活动。

国家将更多地投入公共设施和交通手段的建设，鼓励人们使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减少乃至终结私人汽车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

社会成员拥有了自由时间，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

所有青年人都要学习科学技术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习人文历史知识，推进想象力的发展和广泛的思想交流，社会成员真正实现个人的生存价值，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高兹认为他的这种生态社会主义构想是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继承与发展。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他提出了将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路。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是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和危机的揭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而非满足社会需要，它割裂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片面追求交换价值，将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附属。

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重点关注的是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的周转过程之间、危机的不同形式之间及其内部在数量上发生的断裂或中断。

但是它没有考虑资本与劳动在阶级力量对比上的变化，也没有考虑到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作为生产性投入的使用价值因素的稀缺性。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强调了阶级斗争、工人运动、互助论等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而没有系统地考察机器、生产技术等生产力因素和用来再生产劳动力的作为使用价值的消费品等“再生产力”

因素，使传统社会主义主要强调社会运动的阶级性、政治性、经济性因素，而很少关注社会政治运动与生产条件、劳动过程的内在关系。

奥康纳把苏东社会主义模式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弊端归结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只重视“量”

的分析而忽视“质”

的考察的结果，导致社会主义者虽然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定性的批判，在实践上却仅仅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量性目标，不是从生产条件、劳动过程入手追求正义，而是在劳动结果和分配过程中追求一种社会民主的“分配性正义”

。

这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经济建设中的成功，但同时带来了一些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无法合理解决的问题。

这种认识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是自我毁灭性的，因为它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等同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而且通常还将其等同于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造成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偏离和政治上的失败。

奥康纳同时强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失败不能被等同于“社会主义”

理念的失败，他坚信社会主义理念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并认为必须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理念，要将它从定量的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或补充进）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并从意识形态上斩断它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联。

“生产性正义”

作为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决定了他应对生态问题的基本策略和实践途径，如他明确指出的：“正义之惟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态学社会主义。”

[3]

奥康纳所指的“定量的改革实践”

指的是传统社会主义围绕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待遇、实现充分就业等可量化目标进行的社会实践；而“定性的改革实践”

是指围绕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进行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