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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民主 帝国时代无产阶级的解放策略（第4页）

[12]有学者认为，这种新型民主理论就是把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推广到全球。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旧的思维方式，与新出现帝国统治方式不相符合，“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把美国国内的机构和实践作为推广的模型，形成全球代表系统、全球议会、全球联邦、全球法庭和全球税收程序，就能实现全球民主。

事实上，我们重复说过，对于这样的建议的讨论和执行确实能改善我们目前全球系统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然而，我们指出如此的改革对于创造一个全球民主是不充分的。

政治想象的冒险活动必须突破过去，像18世纪完成的一样”

。

[13]也就是说，他们不认同简单地将民族国家的民主思想和组织机构扩展到整个全球范围内。

相反，他们主张用新的思维方式，创造以一种符合全球范围要求的民主理念，即全球民主。

但是这种全球民主的具体模式是什么以及向全球民主转变的具体路线图是什么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

他们在《帝国》《大众》等一系列著作中研究的是生产方式、权力、革命主体等使全球民主得以成立的概念基础。

（二）非物质劳动与全球民主

非物质劳动概念是哈特和奈格里构建帝国、大众以及全球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

大卫·凯姆菲尔德（DavidCamfield）曾说：“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在他们的理论与政治工程中处于中心的地位。

非物质劳动被说成能够弥合工作与非工作时间的区分，创造一个新的共同体，消除劳动人民之间的质的区别，生产出资本支配之外的生活，使大众的独一体的联合体成为可能，从而实现绝对民主。”

[14]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是符合后现代社会现实的劳动形式，是帝国主要的生产方式，也是实现全球民主的经济基础。

他们认为，随着全球帝国的出现，生产过程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出现了新型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框架必须突破。

在他们看来，如果要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的全球危机，就应该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之外、在马克思的不成熟文本中寻求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潜在可能性，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其重要性在于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致利润的降低，并且最终阻止资本的积累。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智能的发展，在于机器、自动控制，以及以科技的手段代替人工。

马克思还认为，由此在生产的核心环节就形成了普遍智能，其自身成为一种‘活’的劳动，已然是科学，是一种不受任何物质束缚的知识，具有带来共产主义、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的可能”

。

[15]

他们通过对马克思著作中“普遍智能”

的解读，并借鉴拉扎拉托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论述，[16]指出非物质劳动就是“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

，它包含两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形式主要是指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比如问题的解决，象征的或分析的任务，语言的表达，它所生产的是观念、符号、规则、文本、语言图形、想象以及其他像这样的产品；第二种形式是情感型劳动，生产的是放松、幸福、满足、兴奋或**这样的情感”

。

[17]为了进一步解释清楚，他们指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工业劳动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取而代之出现的是‘非物质性劳动’，也就是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例如知识、信息、交际、人际关系或情感反应的劳动。

传统的称谓如服务业、脑力劳动及认知劳动都指向非物质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总体……应该强调的是，所有非物质性生产所需的劳动都仍是物质的——它就像所有劳动一样需要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的参与……也许更好的方法是将这种新的霸权形式理解为‘生命政治的劳动’，[18]也就是不仅创造物质产品也创造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

[19]

总之，他们认为，在帝国时代，非物质劳动生产取代工业生产劳动成为占据霸权地位的生产方式，这种不仅创造物质产品，而且创造了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生命政治劳动，突破了传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界限。

其政治意义在于，一方面，全球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我们对国家形式进行深入的思考。

“从对全球经济变化的分析出发，我们能认识到进行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全球经济中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已经使得国家控制的旧模式不再有实行的可能。

但我们也应该强调指出进行这一转变的政治必要性。

这要求我们本着一种追求政治和民主代议的观念和体制的目的，对国家形式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重新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特征，如探索新形式的民主代表制……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制定一个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那么，首要之处就在于在国家和全球的范围内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而且，它是能将争取平等的斗争统合进来的。”

[20]另一方面，他们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非物质劳动）中找到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潜力：“非物质性生产里面，合作是非物质性生产劳动的内在的一部分，劳动本身生产出社会合作，而且就是对社会本身的生产。

生产合作的中心形式不再是资本家创造的作为组织劳动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从劳动自身的生产能量中产生出来的。

这的确是非物质劳动的关键特征。”

[21]这种能量的爆发不需要政党或代表等其他任何组织，它在自由的、自发的合作中爆发，非物质劳动在展现其自身的创造性能量中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

这种潜力也就为推翻帝国主权的政治主体—大众和政治规划—全球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