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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俗批评 文化霸权与帝国实践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第1页）

第一章世俗批评：文化霸权与帝国实践——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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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尽管后殖民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较为广泛的学术基础，但是赛义德之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性意义仍旧是无法否定的。

1978年，赛义德出版了他的《东方学》一书，从此开辟了一片集中讨论后殖民主义诸问题的热土。

今天，几乎任何整体讨论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著作，都会以赛义德作为真正的起点。

尽管赛义德的理论存在较多争议，但是其重要性和开创之功，应该说是举世公认。

在本文看来，这种开创性主要表现在他首先把殖民历史的研究同西方文化的自省传统结合起来。

而冷战结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后结构主义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等学术背景则提供了这一结合的时代可能性。

因此，赛义德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性仍旧是其个人智慧、学术传统和时代境遇结合下的产物。

总体上看，这一结合使得赛义德能够立足现实，从世界整体关系出发，从话语理论等角度来看待西方文化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我们理解当代世界格局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一张较为清晰的图谱。

威廉斯和克里斯曼在《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一书中曾经说到，尽管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西方资本的全球化帝国主义依旧大行其道。

[1]正如我们导论中所说到的，这正是殖民历史的后续形式，或者说是殖民历史的一个全新的阶段。

赛义德学术思想的产生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历史情景。

为什么这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能够在民族国家脱殖解放之后形成？无论是黑人的文化传统认同运动，还是英联邦文学研究与批评，甚至法侬的殖民话语批评，都较少关注这个问题。

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殖民主义历史直接的文化后果，关注这一历史引发的诸如语言、种族歧视、自我认同等现实的问题。

赛义德的工作性质之所以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阶段，正在于他试图从更广泛的跨学科视野，运用新的学术思维来为这些现实处境找到更深层的原因，即不是描述“是什么”

，而是解释“为什么如此”

。

在这个问题上，维科、康拉德、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都成为他重要的学术资源，为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总体来说，这一基础就是如何把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从形式主义批评和人种学、人道主义批评的道路上纠正过来，使其回到自身的环境中，并与政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使批评回到世俗性的道路上来。

对于赛义德世俗性批评方法的形成，维科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在其《开端：意图与方法》（1975）一书中，赛义德对维科有大量的讨论。

在《新科学》中，维科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神话阶段”

、“英雄阶段”

和“人的阶段”

，把上帝创造历史的传统观念转换到人自身对历史的创造性上来。

赛义德认为，“维科在每个地方都关注的，就是这‘另一个秩序’，人所创造的历史这个词。”

[2]从这个角度出发，维科把人类文明看成是不同时代、不同的民族自己创造的结果，仅仅只是在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相似的阶段性。

无论是神话时代的天神、还是英雄时代的贵族政体，无论是历史感，还是地理的空间划分，维科都力图把这些人类的认识在起源上还原到人类具体的、世俗的生存环境中去，强调特定环境中人类的创造。

例如，人类不仅根据最初的野蛮、孤独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而创造出自己的天神和原始宗教，并且又根据这种宗教的思维“把自己所做之事归之于神”

；在氏族体制中，“人们就把统治的父主们创造成为天神约夫，接着在最初的城市产生时，人们又从结合成为若干封闭的阶层的这些父主中创造出明诺娃女神，从他们派遣到造反的受保护者那里去的传令官们中创造出麦库利（传令神），最后，我们马上就要看到，他们又从海盗英雄们中创造出海神内普敦。”

[3]在对“诗性地理”

的讨论中，维科同样认为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根据自身环境而来的理解和创造。

例如希腊人在希腊范围内活动时，地理概念是局限的，当他们离开本土跑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的时候，地理概念的内涵才逐渐扩大。

古代各民族“在迁徙到外国或者远地去时，对新发现的城市、山、河、丘陵、海峡、岛屿和半岛都还用他们本土的一些古老名字来称呼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