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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关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第7页）

而新儒学的倡导者们却认为，儒家的伦理精神同样可以配合资本主义的成长，它能够有效地减轻资本主义竞争造成的社会功能紊乱，抑制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协调人际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他们的依据就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

新儒学学者指出，儒家伦理有突出表现的地区，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

这五个地区正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

儒家伦理是否真的为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尚可进一步研究，但无可怀疑的是，正是这些地区现代化的成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基础。

如果说新儒学理论从外部发出了与欧洲文化不同的声音，那么后殖民理论家则是在西方思想界内部造起反来，尽管二者在观念和学理上毫无共通之处，而且它们对待现代化，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也截然相反。

仍有学者把新儒学看作全球后殖民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不仅从不同的立场共同地对欧洲文化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而且它们共同地依赖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非西方力量的壮大和成长。

我们知道，欧洲中心主义思潮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发展和蔓延开来的，那时的欧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当今天欧洲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丧失之后，这种文化上的霸权还能维持多久呢？后殖民理论家之所以能够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崛起，和这种全球资本主义关系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后殖民主义应世界之变而生，它是否能够成功地应付变化中的世界的挑战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趋势同时加强的情况下，“今天全球相互关系的中心问题便是文化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的紧张”

[21]。

后殖民主义能够处理和解决这种紧张吗？我的回答是悲观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后殖民主义缺乏一种完整的历史观。

缺乏完整的历史观并不等于没有历史观，后殖民主义在历史方面同样是富于挑战性的，他们对现行各种各样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著作均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些历史，如印度史、中国史等，都是参照欧洲历史的“主导叙事”

（MasterNarrative）写出来的，仅仅是欧洲历史的一种“变奏”

，一种大同小异的翻版。

这些“主导叙事”

包括人们时常提到的“现代化”

、“资本主义”

和“历史进步”

等。

他们指出，西方历史理论家是在对第三世界几乎毫无了解的情况下，按照欧洲历史的实践设计他们的理论模式的，而现在第三世界的历史理论家们却毫无批判地按照这些模式来撰写和阐释自己民族的历史，所以在第三世界历史著作中出现得最频繁的用语就是“缺乏”

，第三世界国家“缺乏”

现代化，“缺乏”

资本主义，“缺乏”

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等等。

后殖民理论家要求彻底抛弃这些主导叙事，他们认为，只有在抛弃这些“主导叙事”

之后，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才能写出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历史。

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家抱着一种十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十分欣赏马克思主义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常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称引，有的后殖民理论家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毫不讳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反感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普遍主义”

，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论述，生产方式的概念等，都是他们认为应当摒弃的“主导叙事”

。

一个后殖民理论家查克拉巴蒂在研读他摘引的一段马克思语录之后，竟直截了当地说，在马克思的“‘资本’与‘资产阶级’背后，我以为，是欧洲。”

[22]

我认为，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观，应当指出以下两点：一、应当承认，后殖民主义者在揭露欧洲中心主义把欧洲历史当作人类一般历史的蓝本、把欧洲社会发展模式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等方面，是有见地的，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人类历史具有某种普遍性和规律性。

正如同我们反对把欧洲文学的民族性说成普遍性，但并不因此就否定人类文学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像后殖民理论家那样走到另一个极端，否定人类历史具有任何普遍性和规律性，抛弃一切历史话语中的“主导叙事”

，那么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只能是无数相互割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