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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财政支出测算与时空分布研究（第2页）

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算出20000亿元的总成本以后，提出中央政府可以分担5000亿元，地方政府承担5000亿元，其他的10000亿元通过市场解决。

重庆市对首期户改成本也做出了“政府作为主导”

，“撬动社会各方面分担”

的原则，并实际测算出在2010亿元改革总成本中，企业需投入1229亿元；转户农民需投入465亿元，政府需投入316亿元。

以上研究极具价值。

但是，我们认为还有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厘清：一是现在研究还缺乏一个清晰的理论支撑，来说明为什么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负担应当由不同主体来分担；二是现有研究没有农村转移人口的财政负担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进行考虑，而这一问题极其现实；三是这些支出如何在时间上寻求一个“力所能及”

的分布方案？本文拟在这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二、理论框架

1.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出的定义

本文认可国研中心关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定义，即将农村转移人口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在城市“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

。

由此，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主要指四个方面：随迁子女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保障性住房支出和就业服务支出。

换言之，本文所讨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出主要是指在农村转移人口实质性地融入城市过程中，政府必须负担且新增加的那部分支出，既不包含由企业支付的部分（如社保），更不涉及那些由个人支付的部分（如住房）。

2.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类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的集合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的职责在于提供公共产品。

在公共产品的广阔光谱中，既包括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也包括部分具有私人产品特征但经公共选择程序决定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冯俏彬，贾康，2010）。

所谓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简言之，是指那些随着公民权利的觉醒、以及政府基于政治伦理方面的考量，必须向公民提供的、即使是从物理属性角度看属于私人产品的那些产品。

本文所讨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主要公共服务项目——社会保障、就业、住房、随迁子女教育等——正是这样的产品。

从需求的角度看，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是基于某种权利因素——如自由、平等、公正——而要求政府向特定群体提供的某种公共产品或服务，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改善权利不平等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原来禁锢在乡村、土地的农民为谋求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而进入城市，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转移人口对城市的贡献有目共睹，但他们与城里人迥然不同的公共服务待遇也引发了各方深切的同情，不仅有一大批的社会精英为其权利“代主张”

，他们自己（特别是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也逐渐产生了与城里人同等对待的权利主张与要求，在当下直接表现为“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

的基本诉求。

可以明显感知到，赋予农村转移人口与城里人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的社会呼声已经越来越强烈。

从供给一极来看，逐步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已经成为政府在新时期的政治伦理之一。

所谓伦理，本质上说是一种行为约束，这种约束可以来自某种理念，也可以来自现实压力。

所谓政治伦理就是指那些政府作为公权的行使者和社会管理者，在其行政行为和行政过程中应当为之、必须为之的方面。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之所以成为一种政治伦理，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历史地看，农村转移人口这一问题的产生，本身就与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分隔制度、户口制度高度相关，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定条件下这样做尚有一定合理性以外，到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的今天，这种合理性已丧失殆尽了；第二，农村转移人口问题已成为引发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的主要诱因，直接影响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

如每年春节期间数亿人的全国范围内的大流动、留守儿童、乡村空心化、青少年犯罪率激增等，都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亟待政府解决；第三，现实地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进而为防止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作出贡献。

近来各方持续论证，需要通过城镇化拉动内需增加、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正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因此，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执政基础的考虑，应当而且必须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类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的集合。

3.基于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理论，确定中央政府、流出地政府、流入地方政府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上的事权与财力配置

一旦我们明确地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定位于一类公共产品，将其中所涉及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业等定位于权益-伦理型公共产品，就可以借助于公共经济学现有理论框架，为实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财政责任分担以及具体提供方式等谋求到合理的解决思路。

农村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

公共经济学理论已经阐明，由于义务教育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强烈的正外部性，应当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财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