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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性社会组织在地方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分析以浙江慈溪和谐促进会为研究个案（第4页）

其本身强调一种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协商性、博弈性、平等性与互动性，强制性、单向性将被公民社会本身所拒斥。

如五塘新村的新老慈溪人已经觉悟到个体或民间组织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深入化与拓展性，政治或社会与己无关的观念已然在一种现代性与民主性的影响下渐渐淡薄。

民权尤其是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同政府沟通的需求在随着地方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渐趋明显与强化。

新老慈溪人开始渐渐走出经济、文化的壁垒，通过一种主动而积极的政治参与与文化沟通将对自身定位于一种公民状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臣民抑或人民。

尽管，公民实为一学术性概念，本地居民并非借此概念来表述自身。

但是，他们却通过行动的逻辑讲述着公民的故事。

甚至，部分五塘新村的精英也开始用公民来标识自己并向民众推行此一观念。

当然，公民社会的发育具有地域性与发展的差异性，但是，和谐促进会的推广与有效的他处运行显示出公民社会在中国社会发育的趋势。

（三）推进地方管理观念的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重要的是对于管理方式的创新，而观念的创新与改变对于行动逻辑而言实为一重要环节。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和谐促进会本身强调了一种对于二元管理困境地突围，而地方管理整体性创新则为和谐促进会得以成功且有效运行与推广的重要动因。

五塘新村村支书主动让新慈溪人参与村治的行为本身是对自身重新角色定位的重要体现。

在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中，社会成员有着各种不同的角色。

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者而言，必须从理论上厘清不同角色的权利义务与奖惩对策，还必须用持续长久的眼光看到未来和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社会的界限。

社会角色中既有建设者，也有破坏者，既有推动力，也有阻碍力，还有介于两者之间其他角色的力量。

那么如何分配特殊的处置路径，发挥不同角色的作用和影响，这将是社会管理创新者们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唯有如此，才能合理规避社会风险，争取达到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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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管理者观念创新首先需要进行角色定位的重新审视与改变，这也是和谐促进会创新中的关键所在。

作为行动逻辑的人尤其是精英群体，如何实现个体角色的公共定位成为了实现观念转变的关键所在。

尽管，通过社会管理创新者的角色定位可以合理规避社会风险，但是，笔者认为，其目的并非是为了达到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效益，而是为了形成与营造出一种角色转型的场域与可能性，走出效益的理性误区，在一种去墒的可能性中实现管理者姿态的虚拟化与再生感。

正如卜泳生所谈及的“个体有边界，群体有边界，社会就有边界，而且，任何边界都具有弹性”

。

[10]由此可见，观念的创新本身不在于创新本身，而在于创造一种可能性以及对于可能性的理解与实践。

（四）促进社会多领域的融合与发展

正如前文所谈及的社会融合本身的多元性，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融合。

而和谐促进会本身的融合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等多方面的融合。

而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桥梁与纽带的和谐促进会也不断地促进了多领域的融化与发展。

而融合本身成为了和谐的关键要素，同时，也不断地推进着创新的发展。

固有模式下村治尤其是对于外来人口的治理并非以融入为理念，而以分而治之为行动逻辑。

而和谐促进会建立之初便以融入为理念，通过将新慈溪人融入老慈溪人生活圈中的方式，通过经济扶持，同企业结对子，丰富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等方式使得五塘新村原有的分裂局面出现转机并走向一种一体性与整合性的态势。

尤为关键的是在不断的公共参与中，新老村民之间“内外有别”

的心理界限得以突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心理层面上的归属感与融合感。

此一实践逻辑也使得我们对于和谐本身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此处的和谐归根结底实为一种身理与心理的和谐感与归属感。

从某种程度上论及，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也便在于营造一种和谐氛围，同时也使得社会能够达到一种综合性的和谐感。

总之，作为融入性社会组织的和谐促进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起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其不仅突破了外来人口管理的二元困境，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同时也推进了地方管理观念的创新以及促成社会多领域的融合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