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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性社会组织在地方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分析以浙江慈溪和谐促进会为研究个案（第5页）

在这几重作用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性。

具体而论，和谐促进会所蕴含融入观念不仅促成多领域的融合与发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推进了管理理念的创新，并催生了公民意识的发展，对传统的外来人口管理的方式产生了冲击。

然而，和谐促进会本身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完美，其本身在地方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困境，值得我们反思。

四、问题与困境

尽管和谐促进会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管理创新地方实践的成功，然而，笔者以为，成功本身仅为某种表征而非事实的全部，在大环境制度困境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仍然步履维艰，问题与困境丛生。

对于此问题与症结的深度认知将有益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地方实践的进程，尤其是融入性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性发挥。

本部分将从如下几个方面探讨和谐促进会作为融入性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管理创新地方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境。

具体问题与困境为形式主义困境、制度性困境、模板性困境以及人性困境。

（一）形式主义困境

有关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学界纷争从未停止过，事实而论，形式主义总是如影随形，成为困扰行而上逻辑与行动逻辑的迷影幻踪。

和谐促进会的在地实践尽管呈现出某种事实上的成功迹象，然而，其本身在具体运作中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形式主义困境。

在五塘新村村支书与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外来人口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然而，解决本身仅仅提供了某种暂时性的成果再现与可能。

许多实质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或者仅仅触及到了问题的表象。

具体而论，作为融入性社会组织的和谐促进会其重要的职能在于通过融入性的方式将新慈溪人融入到老慈溪人的生活圈子中去，在横向群体与纵向空间上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从而，弥合群体间的裂痕。

尽管，村中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等投入了相当多的热忱与精力以期新老慈溪人的融合与和谐化。

但是，普通民众却处于某种被动状态，而在市、省甚至中央政府、媒体与学界的关注下，大环境的惯性迫力使得初期的务实性端倪渐趋流于形式。

随着学者、媒体、外地政府考察团奔赴慈溪尤其是五塘新村的增多，和谐促进会本有的处理民事与调解的时间被无形中占据。

这也形成了某种务实悖论与形式主义危机。

政策制定的初衷往往是良好的甚至完美无瑕的。

但是，在现实的浮躁与媒体粉饰抑或炒作下走向一种现实的吊诡之中。

（二）制度性困境

在中国现有体制、制度与法律框架下，民间社会组织的登记、发展与保障步履维艰。

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倘使缺失了法律制度性保障与具体运作中的环境支持，社会组织在连接政府与社会中的作用将会受到影响甚至产生负向结构性失衡。

目前，关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已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规，并没有把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囊括在内，一些社会组织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

而且，这些规定多为原则性的宽泛规定，还不够具体和细致，有些已经不合时代发展要求或与现实相悖，亟须完善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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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融入性社会组织的和谐促进会，其本身尚属于未被囊括入类型范围之中，即使进行了登记也缺乏法律与制度性保障。

由此，一旦遇到情势变更或者制度性瓶颈，此类社会组织便面临着泡沫涤**的萧索与式微态势。

因此，如何走出制度性困境成为了亟须解决的攻坚问题。

最大的困难并不在于制度本身的厘定，而在于某种制度执行与运行中障碍的剔除问题。

倘若，此类问题不得以根本与体制性革新，和谐促进会会如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在辉煌的瞬间破灭。

（三）模板困境

当社会管理创新被中央提出，便瞬间成为了一个时髦并且引起地方政府与学界争宠的对象。

然而，在一种不假思索的随意运用中走向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与模板套用的困境。

在这种比照与批量生产性思维的影响下走向一种自我搭建的陷阱之中，无法自拔。

当我们在谈论西方概念的中国殖民化的同时，却再次陷入了权力或权威概念的自我殖民问题之中。

而这种概念的自我殖民的负向影响与破坏力甚至更为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