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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性社会组织在地方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分析以浙江慈溪和谐促进会为研究个案（第6页）

我们当如何面对这一问题成为了政府与学界理应且必须加以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社会管理创新一词具有极强的中国语境性，其提出之前已存在于地方实践或者一种潜存的思维之中。

比如，广东等沿海城市便早已开始实践这一做法，而广州或浙江的社会管理创新模式诞生于其所环处的历史、文化、宗教、民俗、人文等环境之中，有着自身的在地性。

慈溪和谐促进会属于浙江或更具体言及则归属于慈溪，作为一种经验性推广就已经具有某种综合性风险，更勿论以模板的方式进行全国范围的推介。

这样做的后果在短期来看并不明显，但是，长远而论，将会造成中国制度困境的根深化与沼泽穷途。

因此，如何在一种地方性自我思考与提炼中寻求本生的知识与实践逻辑会有助于走出模板困境的流行追风恶流与病态行动逻辑。

（四）人性困境

当下学界在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探讨中缺乏或者很少意识到人性困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意识反观与深入式思考对于深入理解形式主义困境、制度性困境以及模板困境助益至深。

此处所言及的人性并非广义的人性，而是聚焦于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以及受众群体。

同时，这里的人性又主要意指中国人的人性。

而有关中国人人性的探讨存在已久，并有了相当的成果。

这里笔者并不打算一一列举，只是想强调中国人人性中的综合性矛盾情结。

倘若聚焦于权力与权利视域，体制外的人会以诋毁体制内的权力为自我平衡的处方，同时，又在权利的享用范围中不知所措。

官民的复杂矛盾心态贯穿着中国历史的脉络之中，及至今日，此种纠结在一种循环往复中将人性的困境植入各种可能之中。

父母官的官民关系在看似合乎情理之中却显示出官对民的暴力表征，对社会进行管理本身更应当呈现出一种服务情结而非由上至下的管理或者单向对话。

而对社会进行管理创新的根本便在于回归到政府服务的角色上来，消除官民二元的病态区隔。

官与民并非父母关系，也并非某种身份等级关系，而是一种处于平等地位的相互给予与辅助关系。

但是，当社会管理创新的政治理念在体制内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民众对此却少有知悉，甚至处于一种无知状态。

而社会管理创新最终目的便在于回归到体制外，成为民众思想观念中的一种常态而非为官员或学界所专属的虚有词汇。

由此，如何摆脱官民之分，限制人性深处的自我设定的等级区隔与边界将使得社会管理创新本身走出管理本身，进而回归到服务的本源中去。

这也利于突破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从而消弭管理的单向性与不平等性，催生受众主动参与自我管理的主动性。

五、对策与思考

针对前一部分所提及的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在行文的最末将提出具体的对策与思考。

在探讨之前，笔者以为，对策并非仅为一种实用性策略，其本身亦含涉了思维性的逻辑向导，后者较前者更为关键。

因此，为了避免上文所提及的模板困境，此处所论及的任何对策并未起到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性治疗的作用，而在于触及一些关键节点，引起知识上的思考及实践的可再生性。

（一）营造“小政府、大社会”

的治理环境

社会管理创新主要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的条件，提出怎样更好地去实践社会管理，最终达到善治状态。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是引导规范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新时代公民；重构政府和社会管理，利用既有组织资源，刺激集体行动的发生。

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善治。

所谓善治就是要使人民群众的基本人权得到普遍尊重，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得到依法保护，多元社会利益和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社会矛盾得到有效化解，社会纠纷得到依法解决，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和谐秩序得以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以全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社会安全、社会公正和生活幸福普遍较为满意。

[12]“在社会管理中，在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重心必须向社会倾斜，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将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13]

从这段有关社会善治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目标的提法实则已经触及了“小政府、大社会”

的问题，换言之，当下民间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作用发挥受到重重阻力主要便在于既有“大政府，小社会”

观念的束缚与影响所致。

而此处指出的“小政府，大社会”

强调对于社会的放权与对政府的限权，在政府公共权力让渡于社会同时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更多地促使公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与自我问题的解决中来。

由此，在法律、制度等环节上共同营造起“小政府，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