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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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超然（第6页）

几乎每个有才干的人都对孔孟学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能提出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并且相信只有自己才是最高明的，所以只该依照自己的规划来治理天下。

苏轼就是一个典型，他对任何人的政策都有意见。

应该说，他的评论往往正中症结，那正是他聪明过人之处，但谁又能有一套无懈可击的方案呢？聪明人好挑刺，高人则纷纷自立门户，这势必造成他们只有在一致对外时才能团结，而一旦得胜得闲，自家阵脚便会乱起来。

新党倒台后，旧党分裂为洛、蜀、朔三派，内因大概正是缘此。

如果以泯灭党争的角度来看，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压制各派学说成为新的唯一主流，也有其积极意义：禁锢思想之余也避免了不少儒家内讧，所以后世的党争又回到了单纯的小人君子之争。

但是没有权威来仲裁的北宋党争仍然得在混战中继续。

可怜大宋帝国，恰似《笑傲江湖》中令狐冲那般，体内有那么多道势均力敌的真气横冲直撞，日夜受着折磨。

争斗久了，脾气越来越固执，有时简直蛮不讲理。

像司马光掌权后力废新法，连已收到实际便民效果的免役法都毅然挥刀砍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罢职闲居的王安石愕然失声：“他连这个都罢？”

良久又说：“此法终不可罢也。”

苏轼看不过去又来谏争，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气得苏轼连声大骂：“司马牛！

司马牛！”

没过多久，苏轼住京城又待不住了，口里念叨着“又一个拗相公”

，再一次开始了外任。

旧党的胜利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君子的成功。

党争的最大赢家只有小人。

君子向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所以被贬斥也好，自动离开也好，总之对新法不合作，像司马光欧阳修等人，摆明了与王安石叫板，硬是在自己的守地拒行新法。

但新法毕竟是要大行的，对于君子们公开的反对或者暗中的抵制，王安石别无选择，谁能为他的改革出力便用谁。

这下小人的机会来了。

他们鞍前马后拥簇着王宰相，表忠心、出死力，轰轰烈烈地把个新法推到了帝国的每个角落。

旧党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善意的新法的确成了小人们邀功晋升、鱼肉百姓的得力工具。

以青苗法为例，救济贫民的法令居然成了硬性摊派，而且为了避免受贷方破产收不回本钱，贷款的对象不再是真正需要拯救的赤贫百姓，而是能抵押、家底殷实的富户，完全违背了本意。

甚至有人以放钱得利为目的，随意提高贷款利息，原本是政府打击高利贷变成了政府发放高利贷，民间苦不堪言。

其他各法的施行也是大同小异。

任何法令由小人操纵都只能落下这个结局。

这也正是王安石的新法在他做县令亲自施行于一地时收效极好，而推行全国后却只能惨败的原因。

台下的君子们看在眼里，愈发觉得自己的见解英明，阻挠新法愈发慷慨激昂。

于是党争愈发白热化。

然而党争越剧烈，小人越容易浑水摸鱼。

很简单，无论比权术、比毒辣、比阴险，君子们都不是小人对手。

君子小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小人没有一定的政见，随时可以转化立场，脸皮一抹就换表情，哪方占上风第一时间便会站到哪方。

司马光废新法时，要求各部门限时五日废除免役法，当众人还在喋喋不休争论是非时，开封知府蔡京第一个完成了任务，司马光大喜：“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几年后，新党重新得政，商议如何恢复免役法，又是蔡京第一个开口：“取当年旧法施行就行了，何必多说！”

恢复免役法最积极的人还是他。

只是他此时的身份不再是知府，而已是权户部尚书。

如此伶俐，自然官运亨通，直至最终坐上相位，并标榜自己才是王安石事业的正宗继承人。

要说超然，只有蔡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超然，真正的游于物外不问是非，管你什么新党旧党，能升官发财就是好党！

当时有个官员说得好：“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