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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冤（第4页）

多少干脆，多少痛快！

自然，大家都知道，子路的“片言折狱”

很可能并不是如此折法，但谁也不怀疑，只要真正揣摩出世间至理，早晚有一日能达到如此境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天下万事，晶莹透彻，随意看去洞若观火，简直是开了佛家玄妙的天眼通。

这理，自然是儒家的纲常伦理。

于彻悟了的理学家而言，升堂坐定，一看两造身份，以“经术义理裁之”

，谁理正谁理亏便大致有了判断。

朱熹也曾担任提刑，他断狱有段名言：“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

根据伦理关系，是非已是一目了然，若违背了尊卑长幼“天理”

，理再足也不支持，如果无理更要重罚。

根据儒家道德断狱并不是朱熹的发明，而有着悠久的传统。

早在西汉，司法制度便有一个重要的特色：根据圣人的“微言大义”

来判决案件，也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

。

董仲舒便是个中高手，凭《春秋》“论心定罪”

，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

《春秋》大义是笼统而庞杂的概念，远不如律令那般明确，如此“论心定罪”

的断法，有很大的随意性，法官个人对于儒经的理解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间人的作用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正是所谓的“人治”

。

其实南宋应该算是整个古代社会中最讲究法治的朝代。

时人陈亮有段精辟的话，历来得到史家的共鸣：“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

的确，赵宋自开国之后便重视法制，史上第一次把法典刊印了颁行天下，用叶适的话说是：“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

；尤其是神宗变法科举改革后，设新科明法，考试律令、断案，并下令进士及第后必须经法律考核方能任用；且宋律重证据，这也是《洗冤集录》问世的大环境。

相比后世元律强分民族等级、明朝滥用廷杖厂卫等非法之刑、清朝大兴文字狱，南宋“任法”

当之无愧。

然而就是这个“任法”

的朝代，在理学宗师看来，断案的最高标准仍然还是纲常伦理：是否合“理”

。

说得更直接些，其时的理学家向往的，仍是从前以儒经断案的“人治”

。

这种心态，宋慈的老师真德秀，有明确的言论：“廷尉（司法官员）天下之平，命官设属宜常参用儒者……庶几汉廷断狱之意。”

“汉廷断狱”

，岂不正是“《春秋》决狱”

！

假如这“理”

，也就是“《春秋》大义”

，与宋慈的检验报告冲突——比如被害方在尊卑上下的天条上站反了身——那么宋慈手中的验状尸格即便不由重若泰山变成轻如鸿毛，也得黯然退居二线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