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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冤（第5页）

但话又说回来，朱熹、真德秀他们并不是真正忽视客观物证，而只是强调，于确凿的证据之外，还应该有着更高层次的原则。

他们推崇的“汉廷断狱之意”

，中心着眼点并不是“断”

，而是“意”

。

西汉有个归入“循吏传”

的著名太守韩延寿，是以儒家礼教治民的模范。

起初人们总是被他烦琐的礼节所苦，但后来确实收到了效果，社会平静，百姓便都安于他的管理。

每次有人欺骗了他，他总是自责：“难道不是我对不起他们吗，否则怎么会到如此地步呢？”

欺骗他的人听说后，都非常羞愧，有人还居然为此自杀。

又一次有两兄弟为田地的事打起官司，韩延寿接案后非常伤心，说：“我侥幸做了这个小官，本来应当给全郡人做出表率，但看来我未能宣明教化，以至于让骨肉兄弟打起了官司，责任全在我啊。”

于是当天他便称病不再理事，闭门思过，慌得全郡百姓不知如何是好，兄弟二人也深感后悔，双双剃了头光着上身来向韩延寿请罪，表示愿意调解，到死也不再相争。

儒者看来，“片言折狱”

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最高境界当属这种化解诉讼于无形，消弭罪案于未发的手段——

这正是孔圣人的“必也使无讼乎”

。

夫子的意思是：“审理诉讼，我与别人一样，能做到将案情断得曲直分明；但我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必须使这类事件根本不发生。”

先贤对此的理解为：“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

正本清源，不外是提高自身修养，以身作则，尽可能地感化民众，正所谓只要自身正了，不用法令也能教化大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

这便是儒家“人治”

的精髓，也即是理学家们“豁然贯通”

后的最大心得。

不仅仅是理学家，几乎所有才子文豪士大夫都能领会这个道理，所以纠缠于条条框框零碎末节的刑名法律从来便受到轻视甚至歧视：“习刑名者，世皆指以为俗吏”

；应举新科明法的人，总是寥寥无几；苏轼明言，“读书万卷不读律”

；司马光也认为脱离儒家教化根本而“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

？

他们连律条都不放在眼里，何况是为律条服务的《洗冤集录》？

从更深层次看，宋慈的法医检验与汉儒教化断狱，其实源头便已叉了开来。

以教化为主要手段，必是基于对人类本性善良的自信；而宋慈纤毫毕见的检验，却是设身处地猜想凶犯所有可能的手段，正是将性恶论发挥至极端后的设防。

这个差异，推而广之，正是“法治”

与“人治”

的根本精神区别。

也许连宋慈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但源头不合，必然走不出令理学家满意的轨道。

你宋提刑自己看看，数十年埋头尸骨律令，格物所得，离豁然贯通至少还有两道大关：“片言折狱”

，“必也使无讼”

，连一半路都没走到呢。

如果把格物比作伐木，宋慈这一生，只不过都在摘些叶子、折些小枝，被这些枝叶藤蔓迷了眼，连主干在哪里都没摸到，劳而无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