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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到类103（第4页）

，“我们如何能避免自己的错误被人发现”

，或“我如何能发财”

。

政治影响日常生活的速度，甚至在一代人的范围内也与日俱增，人们所感受到的“熟悉政治”

的需要是这方面的指示器。

当然，这是一种在政治上会被利用的情形：传播得更多的东西不是政治信息，而是政治意识形态。

当然，政治意识形态总是存在，原因在于社会的每一统治阶级（等级）总是竭力使自己的意识形态神圣化，使它的统治地位合法化。

有时在一些社会中，政治变化是某种在群众及其日常生活水平之上发生的东西，下层阶级很少有机会在政治上具有能动性，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等级）几乎感觉不到有“广播”

他们的决策的必要。

只要传统、惯例的习俗能确保被统治者的政治安静，就不存在对政治宣传的真正需求。

当下层阶级表现出不安定，遵循某种与其当权者相敌对的政治路线，或自己决定某种事物的迹象时，就必须采用阿格里帕（MeneniusAgrippa）的策略。

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它争取政治霸权的战役同步，被统治阶级，首先是工人，开始表现出对政治态度和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要求。

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是阻止那些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不满的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或者真正阻止他们设想自己的生活值得改变。

从这一立场出发的理想是，人们应安居于他们的习惯的日常生活的阈限之内，而不要寻求超越它们。

即是说，政治意识形态为自己设定了维护、培养特性的任务。

在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即使完全在经济领域开展斗争，事情也已开始超越对特性的呼吁。

最初，工人要求满足的领域从本性上讲是排他主义的（面包、住房、缩短工时等等），但是，为达到这些目标而设想和使用的手段，包含着超越纯粹排他主义性的态度：社会活动、团结、文化价值的提高和为他们的处境争辩的能力。

这样，对纯粹经济斗争的参与，为工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日常生活，一种不只是适合于排他主义要求的日常生活；马克思在这些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察觉到“人的尊严”

之光，并不是想入非非。

今天，至少在欧洲和美国，在经济斗争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日常生计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参与经济斗争不再要求超越特性，也不存在任何依赖于在全新的意义上把社会视作整体的社会活动。

如果工人运动期望超越资本主义，它将必须设定一种立根于现存运动的新的生存方式。

这种转变只有在那些充满着克服自己日常生活的特性，并在按照个体的自由联合来安排生活的要求的人们的帮助下才能实现。

甚至按其传统形式，只要法律限定个人“所容许的”

私人活动领域，那么它就时时处处决定人的日常生活。

随着集权化政府的发展——在欧洲随着专制主义的兴起——法开始在社会组织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宗教被推到后台，从前曾塑造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也具有同样命运。

今天，甚至无法推测有多少种国家凭借法律体制塑造和决定日常生活的方式，从惩罚侵犯财产罪到管理婚配与离异和保护儿童，从强制教育到变通管理。

一般说来，只要日常生活是以特性为基础或环绕着它而建立，并被引导到构成天然共同体，在其环境中，不再严格控制个人行为，那么，法律就必然继续分隔特性，继续限定在给定的文明水准上何为容许之事，何为不容许之事，继续确定什么是“义务”

（即不容忽视的行为）。

五、科学、艺术和哲学

科学、艺术和哲学是人类知识和自我知识的类的对象化。

知识和自我知识都天然地构成一般人类实践的组成部分。

但是它们是作为“理论态度”

。

最初，它们直接从给定集合体的日常需要中产生出来，然而在后来，它们取得了作为具有本身价值的对象化领域的独立地位，其本质特征在于，它们不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体的直接利益具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自然科学的结果可用于技术，尽管这是最近的事情；但是，自然科学并非通过直接被用于技术而成为自然科学。

哲学可以成为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在“个人”

的生活方式的“装备”

中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