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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示和意义（第2页）

黑格尔在把理性作为解释世界历史的核心概念的过程中，发挥和阐明了把理性这一概念具体化的路径、维度和方式。

黑格尔把主宰世界和世界历史的理性提升为世界精神，甚至推论到上帝这样的高度加以审视、把握和论证，从而把理性的历史目的论与神学目的论内在地贯通在一起，建构了集理性主义与神正论于一体的逻辑结构、表达结构和阐释方式，把理性主宰和推动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普遍必然性和内在规律，通过上帝这一概念的运用而推论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的深度、广度和高度由此被历史地和逻辑地建立起来。

使用上帝这一概念，是黑格尔奠基理性之主宰地位的一个自觉表达，它表征着黑格尔强化理性之基础性意义的深邃的哲学用意。

黑格尔把理性具体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他把理性的观念与人类的热情统摄进世界历史的解释系统中，并由此推论、塑造和建构出一个理性—非理性的解释图式和解释框架，从而揭示和阐明了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

黑格尔塑造和建构理性—非理性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解释了世界精神自身具体化的逻辑的和现实的路径，一方面又通过这一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的具体展开，历史地肯定和讴歌了人类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动机、欲望、兴趣、需要这一“个人生存的无限权利”

。

把理性的观念与人类的热情塑造为理性—非理性的解释图式和解释框架，并通过“理性的狡计”

这一创造性的具有神学论色彩的辩证法结构，揭示和阐明了世界历史前进发展的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是黑格尔把理性具体化、动态化从而在历史哲学上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理性的理念是整个现代世界历史的最强音和时代精神。

无论是牛顿发现宇宙世界的规则、秩序或必然规律，还是笛卡尔与神学世界观相对立所发现的理智世界的生命原则和普遍秩序；无论是洛克、孟德斯鸠在社会历史、政治生活领域确立的权力分立与权力制衡的现代政治原则，还是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民主革命通过宪法和法律形式对人的生命、财产、自由与尊严的确认和保障……都源于以去除野蛮、任意、专制、暴政而保障基本自由与基本人权为根本目的的政治理性主义。

黑格尔历史理性之核心理念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把这一现代世界发生深刻变革的普遍必然性进程，纳入到以思辨逻辑为表达方式的、规模宏大的历史哲学的体系中。

黑格尔以理性、自由与现代国家的核心理念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内在灵魂与发展原则，既继承了以往哲学的伟大传统，又开拓了历史哲学理解世界历史的巨大哲学空间。

2.用自由的精神和原则审察历史

曾经深受黑格尔信任而一度代替黑格尔讲授《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学生中最有才华的甘斯，强调“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自由，但决不是只发出主观声音热情激**的自由，而是要发展为饱和的和更坚固的自由。

……自由与科学应该是黑格尔时代的两大标志”

[3]。

青年黑格尔成员卢格在理论上由于缺乏“独创性“而影响不大，但他在“阐述黑格尔哲学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

这个特色就在于，“与其他人不同，卢格看到了自由原则在黑格尔哲学中的真正地位。

他认为是黑格尔才使自由原则成为时代的意识，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内容是人道主义及其批判方法，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从思辨的唯心主义转化为实践的唯心主义”

[4]。

甘斯为什么强调黑格尔的自由是饱和的和更坚固的自由？卢格为什么强调只有黑格尔才使自由原则成为时代的意识？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黑格尔通过其博大精深的理性主义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给了自由以逻辑严密的、有巨大历史感的系统性的阐发和证明。

如果说，黑格尔把理性作为世界历史的根基和主宰，那末，自由就被黑格尔规定为世界历史的本质和灵魂，规定为世界历史必须实现和完成的根本使命。

黑格尔自始至终都基于自由精神的原则和眼光审察世界历史的全部发展行程，评价各民族在世界精神所主宰的世界历史这一最高法庭中的生存命运和基本地位，自由与否是黑格尔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的核心概念，是黑格尔分析和评判西方与非西方民族之世界历史地位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5]黑格尔由此提出了各民族以至全人类走向自由和公正之未来的世界历史性使命。

尽管黑格尔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去考察自由精神的历程，但撇开这一日尔曼民族的优越感不谈，我们可以看到，以自由和以对自由的意识来评价各民族所具有的世界历史的使命、目的及其意义，又无疑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根本历史课题。

无论哪一个民族国家，它的基本使命就在于，一方面从理念到实践都必须把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与基本人权作为最高使命，一方面又必须在国际关系中、在世界历史大地上保持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自由与尊严。

如果不从这样一种立场来看待自己负有的历史使命，那么这个民族国家就失去了它参与世界历史性进程的基本资格，从而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本的历史理由和历史意义。

黑格尔基于西方世界的自由原则这样的历史眼光、这样的历史理念来评价各民族国家的世界历史地位固然有其独断论的一面，但无论如何，确立并保障国内公民的自由权利与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自由，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使命。

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与西方相比有重大区别。

尽管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中包含着追求道德人格和政治民主的因素，但问题在于，中国传统伦理文明中的道德自由不是现代法权意义上的个性自由，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民主主义与现代意义的法治民主，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等等，都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和矛盾。

中国数千年带有浓重宗法色彩的家长制专制政治，与有着法治传统和个体自由的现代西方毕竟存在着重大区别。

从哲学理念的层面来说，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法治、宪政的政治哲学，古罗马西塞罗的共和制理念，以及罗马法围绕着私人的自由与权利而展开的意义深远的形式理性（形式合法性）的法理系统，特别是现代以来从洛克到孟德斯鸠、从富兰克林到杰佛逊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所标志着的法治的、非人格的政治哲学，从根本上说，不同于传统中国伦理化的人格化的政治哲学。

就制度或政体的层面来说，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还是罗马的共和制度，无论是英国的君主立宪，还是美国的民主共和，以及黑格尔所向往和钟情的德国的君主立宪，都与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运作形式存在着重大区别。

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基于西方中心论分析、评价东方世界和中国社会，当然有其片面性和独断论之闲，但从现代走向法权意义上的自由的世界历史潮流而言，仍然有其基本的历史理由和合理的借鉴因素。

现代中国学人和政治领袖从百年屈辱的痛苦经历中悟出的基本道理之一，就是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理性，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法治民主和政治自由。

尽管康有为与孙中山走向现代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的方式、路径存在着重大差异，但无论康有为戊戌维新的基本精神，还是孙中山建设现代强国的治国方略，就总体目标而言，都同样是力图以民主与科学、法治与自由的理念、原则和精神来塑造中国社会，力图使中国赶超世界并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