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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启示和意义（第3页）

即便康有为之君主立宪、孙中山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念和变革实践都最终沦陷在疯狂的专制势力和军阀混战中，但现代意义上的商品—市场经济和与此相应的理性、民主、科学、法治、自由的基本理念，在经过“**”

的非理性的、唯伦理主义的狂热拒斥后，又再一次被吸收、包容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走向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的开放的治国方略之中。

民主、法治、自由、理性、科学已成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发展自身的基本选择，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性历史潮流。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意义深远的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逐渐确立起来的市场—法治逻辑，已使中国坚定不移地汇入到这一世界性历史潮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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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国家作为市民社会的真理

黑格尔历史哲学给予我们的第三个启示，就是在确立和强调理性与自由原则的基本前提下，还必须同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的法治国家来保障和实现自由。

黑格尔笔下的国家是“自在自为的伦理性的整体”

，是“自由的现实化”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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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把国家及其法律秩序看作是自由的定在，自由理念、权利原则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在作为国家的伦理性整体的法律秩序中，才能够走出抽象应然的领域而成为真正的现实。

黑格尔把由理性统治的世界历史的根本目的，看作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和人的自由的实现。

但在黑格尔看来，由于东方世界实行的是家长制专制政治，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而且这个人由于任意、放纵和专横，从而根本上也是不自由的。

希腊、罗马世界由于仍然存在着奴隶制，因而仅仅知道少数人或一些人是自由的。

只有在进入了日尔曼世界、特别是现代日尔曼世界之后，人类才知道人之为人是自由的，才知道人的自由的普遍的绝对的本质，才确立了一切人都是自由的真理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基本理念。

把现代日尔曼世界看作是实现世界精神的自由使命的历史基地，是黑格尔从“世界精神的本质和目的在于自由”

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得出的一个历史的和逻辑的结论。

尽管黑格尔的历史观表现为严重的单线式特征，但他仍以其深厚的历史感和深刻的洞察力，领悟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首先出现在日尔曼世界的意义。

黑格尔以其思辨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哲学智慧，历史性地揭示了现代日尔曼世界的基本秘密：其一是，日尔曼世界从理念上把握了基督教的根本原则：每一个人都保持着他在上帝面前的独立、自由、平等和尊严；其二是，基督教人人自由的普遍原则通过理性的、法律的形式确立为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使命，现代国家成为自由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

自由不再仅仅是一种理念，它通过国家作为实现自身的理性的现实的制度形态。

关于黑格尔对国家的理念、本质、作用及其特征的分析，我们已在前面作了专门论述。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黑格尔对现代国家的那些充满了深情的美妙歌颂，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仅仅是对普鲁士国家的奴颜卑膝。

黑格尔是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的法治国家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最重大的成就来加以阐明的，在他那里，现代国家承担着世界历史所赋予它的实现人类自由的历史使命，因此强调国家的作用是基于他的一以贯之的历史—政治哲学的根本理念：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的统一，国家是自由的实现。

对黑格尔来说，市民社会中个体主观性的任意、感性、冲动、热情、私利并不是个体自由的真理；而自然状态也无非是冲动、无法、凶残、暴力、非人道的行为和情感的非理性状态。

自由只能在国家中才获得真理性、客观性和合法性的存在。

对黑格尔来说，如果把仅仅属于特殊个人的冲动、欲望、热情、任意和放纵当成自由，那恰恰是对自由的根本误解，恰恰会导致人的真正自由的丧失，而国家正是自由得以实现的普遍必然的合理的制度形态、法治状态。

国家用以保障自由的手段就是法律。

黑格尔把现代国家看成是世界历史的最伟大的成果，因为正是在这种理性国家中，自由才获得了它的客观的现实的定在和品格。

法律是精神的客观性，是真正的意志；只有服从法律的意志才是自由的，因为意志在这里服从的是它自己，是与自己本身同在；当我们承认法律并且把它作为我们自己本质的实体来服从它时，我们就是自由的。

在黑格尔那里，个人意志的规定通过国家达到了它的客观形态。

因此由于现代国家的诞生，客观的意志与主观的意志得以和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也就由此得到了实践意义上的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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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国家观表明：国家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的有机统一，是具体自由的实现，现代理性国家的基本使命，就是通过法律秩序而赋予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以合理、客观、现实的形态。

黑格尔的国家观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变革的哲学写照。

[9]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国家与社会的差别变得明显起来。

黑格尔以其卓越的历史—政治智慧洞察了、并且第一个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区别，认为不应把国家本身同市民社会混为一谈。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黑格尔一方面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相互依存，从手段的角度评价了市民社会的作用，一方面又把国家作为目的，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作了严格区分。